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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的决议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批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批准1959年国家决算和1960年国家预算，并且批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和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
大会认为，我国国民经济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继续实现了大跃进，并且提前三年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一套“同时并举”的方针，是我国迅速实现国家富强和增进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个胜利，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无往不胜的伟大力量。
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继续跃进的计划，1960年的财政预算是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都是积极的和可靠的。实现这个计划和这个预算，就使我们有可能用比十年更少的时间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并且使我们有可能提前两年或者三年实现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更好地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坚持大跃进，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继续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为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而奋斗，为争取实现1960年继续大跃进而奋斗。




浅析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白静浦


　　罚金刑的修订，进一步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与种类，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惩治经济犯罪和贪利性质的犯罪。此外，罚金刑的种类得到进一步明确，罚金刑的运用由原来的选择性法定刑或独立适用，而改为与其他主刑并处适用，强化了罚金刑的执行措施及缴纳方式，这无疑为罚金刑的正确适用和顺利执行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笔者认为，还要在以下方面完善罚金刑的规定。
　　一、罚金的缴纳方式。根据修订的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一）自动缴纳。这是指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犯罪分子能够按时、自觉、主动地缴纳全部罚金。自动缴纳是实现罚金的最主要方式。笔者认为，犯罪分子的亲属自愿代替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也应当允许。如果被判处主刑，这种悔罪表现可作为减刑的情节适当考虑。（二）强制缴纳。这是指人民法院规定的缴纳期限届满，有缴纳能力的犯罪分子不缴纳或不足额缴纳罚金，人民法院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强制犯罪分子缴纳。强制缴纳措施有查封、变卖财产、冻结存款、扣留收入等。笔者认为，对有缴纳能力、期满未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在采取强制措施、变卖其财产或执行其钱款时，也应当扣除其拖延履行这部分罚金的利息，利息可以按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算。只有如此，才能给拖延罚金缴纳的犯罪分子以应有的惩处。另外，拖延缴纳会给司法机关罚金刑的执行增加不必要的难度。因此，对有缴纳能力而不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在惩罚力度上应当和一时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犯罪分子有所区别，否则，就会影响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不利于罚金刑的执行。（三）随时缴纳。对于不能一次性足额缴纳罚金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其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缴纳。这一方式有助于保证罚金刑的实现。缴纳罚金，不受刑罚时效的限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对被判处罚金的犯罪分子执行罚金刑，从而更好地发挥罚金刑应有惩罚作用。（四）减免缴纳。在判决生效后，由于无法抗拒的原因（天灾人祸等等），按原判决数额缴纳确有困难可以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缴纳。笔者认为，减免缴纳罚金必须具备几个条件。1、确有无法抗拒或者基于人道主义事由；2、缴纳原判决罚金确有困难；3、须经犯罪分子本人、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申请；4、经人民法院查证上述情况属实。只有同时具备这几个条件，才能考虑减少或者免除罚金。
二、罚金刑的完善。（一）废除无限额罚金刑。修订的刑法对许多贪利性犯罪规定罚金的比例或上、下限额等，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但仍有些犯罪保留了无限额。如果罚金刑不规定相应限额，则往往造成人民法院对罚金判决没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和参数，极易造成司法实践的混乱，不利于法制统一。（二）应对依法受贿犯罪规定相应的罚金刑。在贪污贿赂犯罪中，除了单位受贿罪、行贿罪规定了并处罚金外，许多自然人犯罪条款只规定了没收财产，且没收财产也只能在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况下才可并处，出现了量刑幅度不衔接的情况。（三）罚金数额的确定应与犯罪分子的实际承受能力相吻合。修订的刑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犯罪情节轻重，决定了罚金数额的大小。缴纳罚金还应考虑到犯罪分子的经济善及承受能力。如果罚金过多，超出其负担能力，就会使犯罪分子产生抗拒心理，影响刑罚的适用效果；如果数额过少，就会使犯罪分子感受不到经济惩罚的痛苦，起不到处罚作用。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运用好自由裁量权，其罚金数额应当定位于刑罚执行效果与其实际承受能力的平衡处。（四）明确罚金刑的执行措施、方法，以保障罚金的实现。修订的刑法虽然规定了缴纳罚金的种种方式，但法治成本理论告诉我们，缴纳罚金本身这一司法的动作过程就是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虽然修订的刑法规定了随时缴纳罚金的内容，但对于流窜作案、家在外地的犯罪分子而言，不管随时缴纳还是强制缴纳都是相当困难的，一是涉及到异地执行，需要当地司法机关配合；二是犯罪分子的财产不易掌握。有的虽有财产但采取转移方式，有的根本无财产可追缴，而又不符合减免缴纳罚金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具体规定措施和方法同时，完善人民法院内部的业务职能分工，建立相应的执行保障体系、机制和措施，以有效地保障罚金刑的执行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