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股减持方案阶段性成果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股减持方案阶段性成果
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
2002年1月26日
2001年11月14日，中国证监会规划委开始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国有股减持方案，2001年12月18日公布了由四家证券研究机构汇集整理的《国有股减持（流通）基本方案的初步汇总》。此后，证监会规划委组织了八家证券研究机构对汇总的七大类方案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2002年1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召开“公开征集国有股减持方案专家评议会”，邀请社会有关方面专家对汇集整理的七大类方案进行了评议。专家们认为，每个方案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建议先对大家比较认同、思路比较成熟的折让配售方案继续深入论证。2002年1月2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再次主持召开了各方人士参加的研讨会，对折让配售方案和与之相适应的操作程序及配套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并在会后由一家证券公司研究所整理归纳为阶段性成果。
上述阶段性成果体现了社会各界对国有股减持问题初步达成的四点共识：一是国有股减持要形成一种多赢的局面；二是国有股减持要体现有利于证券市场长远发展和保持稳定的原则，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三是实现新上市公司股份全部流通，消除扭曲，从而不再扩大现有非流通股的存量，不再增加新的“历史遗留问题”；四是要正视当前因国有股、法人股不流通而形成的流通股价，在考虑国有股减持方案时，应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对投资者的损失给予合理的度量和补偿。总的精神是，国有股减持与流通应兼顾各方利益，争取多方共赢，对流通股股东进行合理补偿，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维护市场稳定，积极发挥财务顾问的作用，采取稳妥的市场化方式，用充分长的时间，分期分批、逐步进行。
此次公布的材料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1月21日评议会后，由一家证券研究机构汇总整理的国有股减持方案的阶段性成果；
第二部分，1月11日评议会后，由八家证券研究机构修改提出的分析论证报告；
第三部分，1月11日评议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副主任的发言。
中国证监会规划委欢迎社会各界对此阶段性成果提出宝贵意见，也欢迎大家继续为国有股减持问题献计献策，提出新方案，以不断取得能够达成各方共识的、较具可操作性的新成果。请将有关意见邮寄至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中国证监会规划委（邮编100032），或发电子邮件至：jcpy@csrc.gov.cn
附件一：国有股减持方案的阶段性成果
附件二：国有股减持流通方案评价与改进
1、配售类方案之一
2、配售类方案之二
3、基金类方案
4、预设未来流通权方案
5、权证组合方案
6、股权调整类方案之一
7、股权调整类方案之二
8、开辟第二市场类方案
附件三：陈清泰同志在国有股减持流通方案评议会上的讲话
附件一：
国有股减持方案的阶段性成果
-- 折让配售方案及配套措施
说明：本方案是在整理社会公开征集方案，吸收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意见，集中社会各界智慧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代表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观点。本方案仅是框架性和原则性方案，并非最终的操作性方案。
摘要：本方案的主要特点是，用一部分非流通股，在全流通预期下，向全体投资者公开竞价发售，形成公允的全流通股价。根据此价格与市价的差额，通过配股或送股的方式，补偿流通股股东的损失。从而在稳定的市场运行条件下，实现国有股减持和非流通股的流通。
（一）基本原则与目标
1.体现“三公”原则，争取多方共赢；
2.减少股价波动，维护市场稳定；
3.补偿流通股股东，保护投资者权益；
4.强调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二）折让配售方案的基本思路
1、公开竞价形成“全流通股价”
非流通股股东经协商后拿出一部分非流通股，向全体投资者公开竞价发售（在本方案中称为“存量竞价”），而且应向社会公告说明此次发行后公司所有股票可流通，让市场在全流通的预期下竞价产生全流通情况下的股票价格。此“全流通股价”一般低于部分流通情况下的股票价格，即现行股票二级市场价格，从而形成一定的价格差。
2、补偿流通股股东价差损失
为使得方案操作前和操作后流通股股东利益不因价格差而受到损失，由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对流通股股东低价配售或无偿送股，将价格差以折让的形式全额补偿流通股股东，使流通股股东不受损失，愿意继续持股。这样，流通股股东就不必为避免受损而抛空股票造成股价下跌；也可通过向流通股股东赠送配售认股权证，来全额补偿流通股股东的损失，此权证可以在市场上挂牌交易。
3、再融资也可以与非流通股流通相结合
上市公司在进行再融资时，也可以通过采用本方案来实现非流通股的可流通。例如在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时向社会公告说明此次发行后公司所有股票可流通，让市场在全流通的预期下竞价产生 “全流通股价”（在本方案中称为“增量竞价”），根据“全流通股价”与二级市场价格之差对流通股股东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与上面第2点相似。增发是企业的正常融资行为，通过把增发与减持流通相结合，可减少此方案对市场扩容的压力。
4、非流通股股东确定竞价底价
为保证非流通股股东利益，可由非流通股股东协商确定竞价底价。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均得到保障，有利于非流通股股东继续持股，实现“多方共赢”。但如果底价设计过高，会导致公开竞价失败。
5、设置锁定期并逐步流通
国有股及其他所有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后，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和需要，根据流通股转让与交易的有关规则，在锁定一定期限后有序上市流通。获得流通权并不意味着要现在就上市出售。同时，部分已获得流通权的国有股也可以由财政部直接划拨社保基金，由社保基金根据自身的需要灵活经营管理。
（三）折让配售方案的操作步骤
1、方案须得到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和多数流通股股东的支持。为获得股东的同意，方案须兼顾各方利益，充分体现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保护，正视目前未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与市场流通股具有不同的价格，对因国有股、法人股获得流通权而引起的流通股股东的股票价差损失，应给予合理补偿。
2、充分利用财务顾问的专业知识。上市公司聘请财务顾问，并在财务顾问的协助下，根据上市公司行业、股权结构、股价及股东意见，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可操作性方案。
3、非流通股股东协商确定公开竞价的底价。对含国有股的公司，该底价须征得财政部和有关管理部门的同意。
4、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过采取本方案的决议。
5、为保证获得公允的“全流通股票价格”，对公开竞价发售股份的比例设定最低限制，低于此限的应向监管机构说明，并在招股说明书中公告。
6、财务顾问在设计减持与流通方案时，应制定防止操纵措施。如为避免恶意操纵二级市场价格，计算折让比例时，流通股市价的确认按方案公布前20（40或6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价计算。
7、发布公告，组织公开竞价。大股东和公司管理层应明确长远发展方向，通过路演，使得投资者建立对国有股减持与流通工作的信心。
8、计算相关比例，以配股或送股的方式补偿流通股股东价差损失。
9、获得流通权后的国有股和其他非流通股，在锁定期满后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序上市流通。
（四）相关的配套措施
1、国有股（包括法人股）不能流通是多年形成的，解决国有股流通问题非一朝一夕之功，要充分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分期分批逐步实施。对于已上市的公司，可根据公司上市时间的先后顺序排队，如规定自公司上市满12年（或10年，或15年）后，逐步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权问题。这样，2002年开始试点时，只有早期上市的5家公司解决国有股、法人股流通权问题，所涉及的非流通股股本只有8.22亿股，不会对市场形成太大的扩容压力，详细数参见下表。
非流通股份按上市时间排队测算表
上市满10年
上市满12年
上市满15年
年份 公司数量 非流通股数 公司数量 非流通股数 公司数量 非流通股数
2002年 46 96.02 5 8.22 0 0.00
2003年 128 326.09 4 10.93 0 0.00
2004年 109 250.85 37 76.87 0 0.00
2005年 32 81.13 128 326.09 5 8.22
2006年 206 353.17 109 250.85 4 10.93
2007年 215 490.97 32 81.13 37 76.87
2008年 107 292.02 206 353.17 128 326.09
2009年 98 266.87 215 490.97 109 250.85
2010年 139 362.50 107 292.02 32 81.13
2011年 75 885.21 98 266.87 206 353.17
2012年 0 0.00 139 362.50 215 490.97
2013年 0 0.00 75 885.21 107 292.02
2014年 0 0.00 0 0.00 98 266.87
2015年 0 0.00 0 0.00 139 362.50
2016年 0 0.00 0 0.00 75 885.21
合计 1155 3404.85 1155 3404.85 1155 3404.85
注：表中非流通股没有列入锁定期1-3年。
2、为不再积累新的历史遗留问题，实行老股老办法，新股新办法，今后新上市的公司，不再区分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使中国证券市场走上规范化发展的轨道。
3、可流通并不等于马上进入市场变现。无论是新上市公司还是获得流通权的已上市公司非流通股，都须在经过一定的锁定期后方可上市流通。锁定期可定为自上市（或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之日起1-3年。锁定期满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即自动成为上市流通股份。鼓励公司的大股东为保持股价稳定，自愿延长锁定期限。
4、为维护证券市场资金供求的大体平衡，鼓励减持资金用于股市再投资，允许符合规定的法人单位（包括国有参股或控股机构）受让减持的国有股。组建专项基金，向全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减持的国有股。
5、允许上市公司在股价低迷时回购本公司股票，以维护二级市场价格稳定。
6、证券监管部门制定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比如，为保持市场稳定，持股达到总股本5%以上的股东，在二级市场上累计出售股份达到1%的要进行公告；一个月内累计出售股份超过一定比例时，要按大宗交易的协议转让规则进行并公告。
7、证券监管机构加强对交易市场的监管，防止庄家刻意操纵股价，加大打击内幕交易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三公”原则，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增强投资者信心。
8、鼓励上市公司大股东及其财务顾问发挥主动性和创造力，在锁定期、价格折让和反操纵等方面设计出更完善的具体方案，还可以设计上市公司经营者认股期权方案等，以最大限度地保持市场稳定和减持流通工作的顺利进行。
9、为保证获得公允的“全流通股票价格”，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不得参与公开竞价。财务顾问在受聘期内和期满后六个月内，不得买卖该种股票。
（五）具体案例说明
例如：某上市公司现有的股本结构为：总股本15000万股，非流通股10000万股（其中国有股7000万股），流通股5000万股。每股净资产2.5元，市价为9元。
1、存量竞价方式
经股东大会决定采取本方案实现国有股减持和非流通股流通。首先，拿出1500万股非流通股，以2.5元为底价（或3元,2元等等）向全体投资者在全流通的预期下竞价发售，结果产生“全流通价格”为6元。此全流通价格与市价的差额为3元，为了不使持有该股票的流通股股东损失，国有股股东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按持股比例拿出一部分非流通股以配股或送股的方式补偿流通股股东，具体配股或送股的方式列举如下，其补偿效果是相同的。补偿之后，其余的国有股和其他非流通股即可获得流通权，可在一定的锁定期后有序地上市流通。
补偿方式
配股价
比例
配股
3
1: 1
送股
0
1: 0.5
2、增量竞价方式
该上市公司正好获准增发3000万股新股，经股东大会决定，在增发时采取本方案实现国有股的减持和非流通股的流通。在增发公告中说明此次发行后公司所有股票可流通，让市场在全流通的预期下竞价产生“全流通股价”，假如增发竞价底价为3元，结果产生“全流通价格”为5元。此全流通价格与市价的差额为4元，为了不使持有该股票的流通股股东损失，国有股股东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按持股比例拿出一部分非流通股以配股或送股的方式补偿流通股股东，具体配股或送股的方式列举如下，其补偿效果是相同的。补偿之后，其余的国有股和其他非流通股即可获得流通权，并可在一定的锁定期后有序地上市流通。
补偿方式
配股价
比例
配股
1
1: 1
送股
0
1: 0.8
对于增发新股产生的摊薄问题，如须从补偿中扣除,财务顾问应做出说明。
（六）对折让配售方案的评价
从现有方案看，通过折让配售方案进行国有股减持主要有以下几个优点：
1、该方案操作比较简明，投资者易于理解和参与；
2、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有过去的经验可资借鉴。现有投资银行公开询价的路演和预路演的技术已比较成熟；
3、方案的通用性比较好，既可用于国有股，也可用于其他非流通股；
4、给流通股股东完全补偿，符合证券市场的“三公”原则，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5、交易成本比较低，送股和配股不收投资者交易手续费，不用增加新的投资工具和品种，不用开辟和建设新的交易系统。
折让配售方案存在的主要不足是：竞价底价的确定和全流通股价的形成都建立在参与各方理性预期和证券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上。如果参与各方缺乏合作或者证券市场处于剧烈动荡中，则容易出现市场操纵或竞价不充分，从而难以形成公平合理的价格，甚至会导致运作的失败。
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罪犯管理教育中的几种价值冲突与对策
深圳监狱 覃 春
[内容提要]
本文从管理教育罪犯的实践出发，着重探析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管理教育罪犯的新难题以及由此所凸现出的几种价值冲突：1、罪犯良好待遇与我国现有的物质文化水平的不平衡；2、管理教育罪犯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实现改造罪犯宗旨的矛盾；3、现行的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不足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4、现行的分类、分级管理制度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背离。针对这些矛盾和冲突，笔者结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的经验，从制度层面等角度探索性地提出了一些粗浅的应对方法。
“为了全面认真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展示我国监狱的现代、文明的形象，不断提高监狱管理水平和改造质量”①，1995年，司法部提出了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目标，并在全国监狱系统掀起了“创建风暴”，使理性、文明之光在大墙内闪耀，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理论与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全国监狱事业发展，使我国监狱开始向规范化、文明化、效率化、科技化的方向前进。但是，在社会犯罪恶性化趋势日趋严重、押犯构成恶性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罪犯的心理呈现出心理需求趋向畸形，改造动机趋向功利，服刑意识趋向淡化，价值观念趋向扭曲，反社会意识趋向增长的特点；罪犯的行为也将表现出交往关系趋向庸俗，改造行为趋向狡诈，狱内消费趋向超前，改造过程趋向曲折，非正式群体的活动趋向活跃等特点”②，这也为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现实的物质条件、现行的种种管理教育制度和手段还不能完全达到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真正要求，从而引发了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的管理和教育罪犯的一些价值冲突，本文试就此问题进行初浅探析，借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几种价值冲突
现代化文明监狱是以比较先进、完善的监狱设施和健全、有效的改造制度为基础，依法对罪犯实施科学、文明管理和教育改造，具有较高改造质量的场所。为了便于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量化评价，司法部制定了《考核评审细则》，列出系列的考评标准，然而，部分考评标准却与现实物质条件、现行教育管理罪犯的制度和实践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和背离：
（一）罪犯普遍的良好待遇（或称人道待遇）与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水准的对比失衡，导致对社会公正性和改造效果的质疑。
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监狱要建立完善的生活卫生制度，配备相应的生活设施，保证罪犯的基本生活条件和卫生医疗条件，如罪犯饮食实施实物量标准（具体到鱼、肉、蛋等的具体数量）、罪犯人均建筑面积在5平方米以上等、对有病的罪犯及时治疗等，此外还要对罪犯采用科学的教育手段（如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电化教学等），创造有益于罪犯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改造环境和氛围（如建立图书阅览室等）等；我们并不否认这是对罪犯给予人道待遇的合理要求，但是，我们更应看到，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大部分地区居民生活还比较贫困，大部分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在目前还达不到这样的生活水准，在中国还有数十万失学儿童这样的现实物质条件下，对所有的罪犯都实行这样的标准，只能让人们感到社会的不公正——危害社会的罪犯待遇在很多方面要优于为社会纳税的守法公民。退一步来看，即使是按照“量力而行、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经济发达地区来按此标准实行，如在深圳，这样的标准确实低于深圳居民平均水准，但仍不能否认的是：和罪犯犯罪前同一生活层次的人群（如普通的打工者）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一标准；另外，我们还必须清楚的看到，在深圳监狱的在押罪犯中，95%以上是非深圳籍罪犯且大部分来自于偏远农村，他们以前的生活也难以达到这样的标准，通过罪犯自身的前后对比，也亦产生社会的不公正——犯罪比守法的某些待遇要好；同时这也必将要影响到对罪犯的改造效果，当罪犯刑释后再次长期面临生活的困境时，他就有可能去选择犯罪，因为它的犯罪收益要大于其犯罪成本（特别是在只有20%——50%的破案率和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条件下），事实上，有部分“多进宫”罪犯或着老病弱罪犯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意识（甚至是行动），这也是其他监狱已经碰到过的改造难题。
当然，罪犯在物质、文化方面的良好待遇不能绝对地证明其总体待遇高于普通守法公民，罪犯还要经受被剥夺自由的痛苦，但是，在物质文化需求没有普遍得到基本满足及其罪犯服刑意识逐步淡化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这种不公正性和负面效果性的客观存在。
（二）、改造手段事实上的弱化与改造罪犯、预防犯罪根本宗旨的冲突
在现代化文明监狱条件下，奉行文明管理，大力推行文明执法和狱务公开，严禁干警体罚、变相体罚罪犯，严格规定了对罪犯使用警戒具的条件和程序等，这有效地防止了监狱干警任意违规执法情况的发生，保障了罪犯的基本人权，这符合世界行刑的基本原则和潮流；与此同时，在罪犯的管理教育体系中却缺乏对违规罪犯的强力惩戒措施，这就出现了对罪犯权利保障要求的提升和对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惩戒力度降低的强烈反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相对弱化，这既不利于改造罪犯（特别是常习性违规罪犯），达到刑罚的个别预防目的，也不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在现行的《罪犯考核奖罚规定》和《罪犯分级管理规定》中，对于严重违纪（不构成犯罪）的罪犯最为严厉的惩罚是降为严管级并进行禁闭（最多14天），严管级的待遇较其他级别的最大差异仅限于不得提请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受到严格限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在待遇上的重大差异。工作在一线的干警都知道，常习性的违规罪犯多是那些亲情观念淡薄或家中已无至亲、刑期相对较短（5年以下）或者刑期相对较长（15年以上）、价值观念严重扭曲（如为逃避劳动而自伤自残）的罪犯，对这部分罪犯即使实施上述最为严厉的惩戒，效果往往是不尽人意，在管理和教育罪犯的实践中也不乏这样的实例。
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标准的教条化理解也事实上造成了教育改造手段强度的弱化和负面效应，如对非正常死亡率标准的把握，有的监狱为了实现对此的严格控制，制定了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如哪个分监区发生罪犯非正常死亡（如罪犯自杀），从监狱领导到分监区值班的干警都要追究责任，其实，对此问题不应“一刀切”，而应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责任，真正推行“过错责任原则”，要切实调查清楚罪犯的死亡与干警的管理疏漏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若干警有能力并有可能（以其他普通干警在此情况下的能力和认知可能为标准）予以制止而没有采取应有措施或者是干警的不当管理导致，自当难逃其咎；倘若没有必然联系，也就失去追究责任的因由，如罪犯因无法忍受病痛自杀或者多次申诉失败后要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或者是意外事件，特别是在干警进行正当批评教育后自己想不开而自杀，干警也采取了夹控措施，落实了巡仓制度，在这样的情形下，罪犯死亡的结果还是发生了，则不应当追究责任，这也是《评审细则》中规定非正常死亡率幅度的题中之义。倘若教条的理解这一标准，必然会错误追究责任，必在干警中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更要注意的是，当罪犯以自杀等方式来要挟干警或达到特殊目的时，更不应当过多追究干警不当责任（不构成犯罪），否则必将在干警中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对类似的罪犯管理时必然会追求“罪犯不出事”的功利价值，而忽视对罪犯管理教育的终极价值——改造罪犯，预防其再次犯罪，这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背道而驰的。
（三）、罪犯改造情况评价标准的欠缺与预防犯罪终极价值的冲突。
在现行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在评价罪犯改造表现时常用的标准是：遵规守纪情况、劳动产量、“三课”学习成绩、特长贡献等，这都是对罪犯表现的客观评价，而对罪犯思想改造（内心的悔罪意识、危险倾向及再犯罪的可能性）的评价近乎是空白（即使是对认罪服法态度的评价，也因涉及到认罪服法率等量化指标的限制，往往以罪犯自我表述为据，很大一部分都是“真实的谎言”，考评流于形式化），容易导致对罪犯改造表现评价的表面化和简单量化，不能准确的评价罪犯的改造表现，滋生“假积极”、“在监狱里走新生路，回归社会后走老路”等虚假改造现象，难以确保改造质量，这种评价体系和方法可以在操作上带来一定的便利和高效，但这既是与预防犯罪的终极价值是相左的，也是与现代化文明监狱改造质量的要求相背离的。
（四）、现行的分类管理、分类教育和分级处遇的僵化标准与现代化文明监狱科学管理要求的冲突。
现行的分类分押标准仅是按照犯罪的性质进行划分，是一种按照已然情况进行的静态分类，不能体现罪犯现实的改造情况和危险性，而且由于犯罪类型的本身构成限制（如暴力型、财产型占80%以上，淫欲型不到10%）和监区生产的压力，使得分监区的分押纯度难以达到较高程度，这与分类教育要达到100%的覆盖面又形成了突出的操作性矛盾，同时容易导致罪犯淡化羞耻感，强化罪犯的认同感和纠合性，给教育改造带来不必要的困难。这种现行的分类标准缺乏科学性，不符合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科学管理要求。
此外，现行的分级管理和分级处遇也过于简单，不能体现罪犯改造情况的差异，不能充分调动罪犯改造积极性。现行分级管理主要是依据罪犯的服刑时间长短和粗略的改造表现来定级，服刑时间达到要求，没有重大违纪、能完成劳动任务，就予以晋级，而且，四个级别的处遇差距仅在于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方面的差异；这样就难于体现同一级罪犯的改造表现差异和待遇差异，缺乏公平性、科学性。
二、 解决相关冲突的对策
针对以上种种冲突，在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监狱工作的经验基础上，按照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内涵和要求，结合我国实际，参照有关犯罪学理论，笔者提出如下解决问题的对策，试做探讨：
（一）进行分类管理标准的改革，从“改造人”的宗旨出发，应以现实改造表现和刑释后等进行动态分类，强化对罪犯思想改造的考核，准确的评估罪犯的改造表现，并建立与分级管理和待遇的互动联系，体现科学性，增强罪犯改造意识，达到预防减少犯罪目的。
1、重置分类标准，按现实表现和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将罪犯分为三类：（1）A类，没有危险性，再犯罪可能性低，易改造。这些人有较强的羞耻感，监狱这样的特殊环境和经历对这类罪犯达到了教育改造目的；（2）B类，有一定的危险性，予以一定的教育和劳动能够转化，这也是罪犯中主体，因此创造良好的改造环境是有较大的帮助作用的；（3）C类：危险性较高，重新犯罪可能性极大，难以改造。这样既可以使分押率达到较高纯度，又可以根据罪犯的改造表现采取灵活的管理措施和教育措施。
2、建立动态分级管理体系，扩充分级待遇的内涵，建立分级管理与分类管理的互动联系。
增加罪犯分级级层，将各级的待遇差异扩充到饮食、居住、看电视、电影、参加文体活动、参加社会参观等罪犯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韩国《罪犯分类待遇规则》（1999年6月实行）），并与每月（或者是每季度）的考核（道德操行、劳动情况、学习状况）相挂钩，进行相应的晋级或降级，使罪犯的改造表现、危险程度直接与其待遇相关（如对C类罪犯实行高度戒备，较多限制自由，待遇远低于A类和B类罪犯）体现罪犯改造表现的实际情况，激发罪犯改造的积极性。
3、建立专门分类和分级的评估机构，强化思想考核内容，增强评估和分级的准确性。
（二）通过建立严管监区（分监区）、扩大严管范围、实行严格的差别待遇等多种方式强化改造手段。对那些“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罪犯倘若采取禁闭等手段仍不能达到教育效果，其分级管理序列又处于C类的，经过综合评估后，则可以将此类罪犯调入严管监区（分监区），进行高度戒备，严格限制其活动自由，在饮食等生活待遇上低于一般罪犯水平，并先把体力劳动作为主要的改造手段，具备足够的劳动体验后，配备综合素质（突出说教能力、管理能力）比较强的干警队伍（待遇从优），集中对罪犯进行自身素质（突出技能素质）的教育。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刑罚执行的强度，追加犯罪成本，产生减少犯罪量的效应③ ；另一方面有助于集中力量强化对此类罪犯的教育，此外还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狱内改造秩序，有效防止“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现象的发生。
（三）联合公安机关，建立对C类罪犯（危险性大，再犯罪可能性大）的全面跟踪管理体系。此类罪犯刑满释放时，监狱应将该犯的有关信息（指纹、性格特点、社会关系、再犯罪可能性等）告知其户籍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将此信息输入其个人简况中，通过互联网、IC卡式身份证等信息技术和载体传递到其流动地（或暂住地）公安机关，列入重点管理，一旦其进行再犯罪活动，就使其难逃法网。这样通过增加其再犯罪的定罪概率，打消罪犯作案的侥幸心理，达到预防犯罪、减少罪量的目的④；这同时也对罪犯形成心理威慑，促使其主动端正改造态度，减少“混刑期”等消极改造现象，提高改造质量。
（四）注重实践问题的调查研究，建立监狱改造成果的科学衡量体系，侧重对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考察，取消一些不科学的指标限制，防止为了追求管理的稳定性而忽视、牺牲对罪犯教育改造功能和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此外，对现代化文明监狱的创建要真正的按照“量力而行”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因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硬件和软件要求必然高于现行的普遍水平，它所代表的是对监狱未来工作方向的一种指引，是现代化社会下监狱工作的一个基本目标，因此要根据各地区、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分步进行，否则，人为地强行建立一种超越现行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净土式”监狱文明（物质文明、社会文明），否则必然会不利于监狱自身的发展，也会给罪犯的管理教育工作带来监狱自身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五）继续加强经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生活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罪犯的生活条件基本与外界持平，降低予以罪犯良好生活待遇带来的负面因素。
注释：
① 见《关于创建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标准和实施意见》
② 陶国元 《攻心治本 力促罪犯重返社会》 发表于中国监狱在线网监狱论坛（2001年7月），作者系江苏省监狱学会会长
③④此系犯罪原因的经济学理论观点，1968年美国学者贝克尔把贝卡利亚和边沁的刑罚威慑理论用现代消费需求理论中的数字形式来表达。他分析了定罪概率和刑罚程度的效应，发现增加这两者中任何一项都会减少犯罪量。参见《犯罪学通论》401页，康树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