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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男子的行为如何定性

徐挺


案例：2003年2月8日，一名青年男子来到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足球彩票销售点，让售票员打印一叠从电脑上选好的足彩项目。售票员问其有多少钱，青年男子含糊回答说2000多元。因为打印彩票时间较长，青年男子站了一会儿就走了，留下400元押金和手机号码，说最迟星期天来取彩票。最后，售票员打出所有的彩票，价值 10198元。这期足球彩票开奖前，彩票销售点多次打电话让青年男子来取彩票，但其总是推辞有事不来。彩票开奖后，青年男子的彩票未能中奖。以后青年男子的手机再未能打通。经查：此手机号码为中国联通的“如意通”，没有经过身份证登记程序，查不出真实姓名和身份。
此案中青年男子的行为如何定性形成两种意见：
一、民事欺诈行为。
此案为一彩票买卖合同。青年男子是买受人，彩票销售点是出卖人，彩票是标的物。在买卖合同中，支付价款和接受标的物是买受人的主要义务。此案中，青年男子主观方面存在着恶意，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和对方签定口头彩票买卖合同后，知道购买彩票有一定的风险，所以不是一心一意的履行合同，而是观望，看彩票能否中奖而获得更多的利益。这种行为明显是一种欺诈行为。当他发现彩票未能中奖后，即不履行合同。《合同法》规定：因买受人拒绝接受，因而给出卖人造成损失的，买受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买受人不按照合同约定接受标的物，因而发生的一切标的物的风险，则由买受人承担。此案中，彩票销售点可以主张该彩票买卖合同属于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也可以要求追究青年男子违约责任。
二、构成合同诈骗罪。
首先，主观上青年男子具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故意。他想通过彩票买卖来占有对方财物。他虽然没有表现为直接占有对方的财物，但他实际上直接使用了对方的财产，自己花少量的钱买了大量的彩票，把买彩票的风险转嫁给了对方，从而让对方财产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受到损害。
其次，本案是在彩票买卖中发生的。青年男子采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进行诈骗，不但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同时侵犯了合同管理制度和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如果他用的是全球通，没有隐瞒真实姓名，就可能是民事合同纠纷中的欺诈行为。这种方式是合同诈骗，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的前四种诈骗行为方式，均不符合。只有适用第五款“以其它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青年男子主观上具有恶意没有问题。他以间接的占有对方财产为目的，隐瞒真相，实施了欺诈行为，但这种欺诈绝非民事欺诈。在主观意识里，他就有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他没有中奖就不来取彩票，实际上已经让对方支付了买彩票的钱，只是自己没有经手而已。他的行为已经使彩票销售点在认识上产生错觉，以致“自愿地”为其垫付了购买彩票的绝大部分费用，这也是他所希望的。对于彩票来说，他是诈骗既遂；对于中奖的奖金来说，他是诈骗未遂。
综上，从此案中可以看出，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罪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两者都发生在经济交往活动中，都有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存在；两者在客观上都采用欺骗方法，包括捏造事实和隐瞒事实真相等，意图使对方陷入错误；两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状态下行骗，不存在过失问题；行为人都可能对特定的财物处于不法占有状态。
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签订合同后，他的目的一旦达到，即逃之夭夭，根本不考虑偿还。对于这种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此案中的诈骗方式也是首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只规定合同诈骗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没有考虑到不直接表现为非法占有，但可能直接使用财产这种可能性，从而使诈骗人本该减少的财产没有减少，受害人不该减少的财产却减少。这是立法的缺陷，立法部门应该对合同诈骗罪作更详细的司法解释。

（作者：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徐挺）
（联系电话：0523--3242035 13952695005）


多媒体示证的相关效益

吴胜军


多媒体示证，在出庭公诉重特大刑事及复杂的经济犯罪案件中的，有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其相关效益体现在：
　　1、减轻公诉强度。刑诉法规定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主诉官在法庭上任务重、压力大，除宣读和出示大量的证据材料外，还要针对被告人的辩解、辩护人的辩护进行答辩，劳动强度大，运用多媒体示证系统将收集的证据按庭审进程一幕一幕展示在法庭屏幕，证据调阅、显示的操作非常便捷,避免了传统诉讼活动中材料多，翻找困难，出示麻烦，易造成诉讼思路混乱的弊端，使公诉人从繁杂的翻阅、抽调证据的劳动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于诉讼活动的思路和控辩活动中，审判人员和旁听者变以听为主为听、看结合，主诉官只需配以简炼的语言说明，便可达到突出证据重点效果，从而提高公诉效果。如郝某受贿案，庭审一开始，主诉官通过多媒体就将起诉书显示于屏幕并宣读，使审判人员、辩护人、旁观群众对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哪些罪行有了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法庭调查时，运用多媒体配以一笔笔证据来证明案件犯罪事实；辩论阶段，适时宣读并在屏幕上显现出被告人在侦查、起诉阶段的交代、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条理清晰、看听结合印象深刻，证据充分确凿，主诉官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获得一致好评。
　　2、节省庭审时间。一般案件的庭审在法庭调查开始后，公诉人在庭上要宣读和出示大量的证据材料，按规定每一份证据材料必须做到"一证一质"，即证据中出现的实物、照片、图表、票据、手迹、印章等有必要辨认，辨别的物品均要经过审判人员、辩护人、被害人、被告人等的质证、庭审时间大量地耗费在来来往往的质证过程中，多媒体示证系统的运用，无需再将辨别的物品交由庭审法警往来穿梭于庭中送达，所有参与诉讼质证的人可同时从屏幕上获取证据信息，从而得到认证，大大缩短了庭审时间，加快了控辩节奏，庭审效率亦大大提高。例如：司某某贪污案。该案贪污资金90万余元，涉及单位有几百家，帐证有近两千份，如果按原来的庭审方式，由法警将帐证一份一份先经被告人确认，再送法官核查验证，庭审时间可能要长达三、四天，使用"多媒体庭审"，仅用了一天，大大节省了时间。
　　3、保障被告人权利。以往案件的庭审过程中，有的被告人因对庄严的法庭有畏惧心理，对主诉官口头宣读的起诉书,证据材料等一时未听清，又不敢多问,这必然会影响被告人对自身权益的保护，运用多媒体示证便消除了这一弊端,使各类证据在屏幕上显示，被告人自己能再直观地过目一遍，有针对性地提出质证,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告人的权利,也促进了法庭裁决的公平、公正。例如：武某某编造恐怖信息案。公诉人在庭审中运用多媒体将有关材料及视听资料适时出示，被告人对每一次的指控，很明确的承认或否认或提出质证，更进一步显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4、抑制被告人翻供。被告人在接到起诉书后，会预感到法庭审理是从实体上解决自己有罪、无罪和量刑轻重的问题，因此往往在庭审中，面对法官、主诉官、辩护人及旁听群众，既感到法律威严和震慑力，同时又不甘心受到法律的制裁，会抱着一种侥幸心理，把庭审作为逃避法律制裁的最后机会，竭力推翻其在侦查、起诉环节上所作的有罪供述，进行罪轻或无罪的辩解。这时公诉人常采取迂回战术，在控辩活动中避实击虚，努力造成被告人供述的逻辑矛盾，以击破其幻想。这一过程中，主诉官往往靠适时、巧妙地出示关键性的证据来达到目的，多媒体示证对证据保存的完整性，归纳的条理性和查阅的机动性为随时准确地出示证据提供了方便；此外，虽然预审时的录像资料不能作为犯罪事实的证据，但当被告人以办案人员刑讯逼供、诱供、思想紧张乱讲或未认真看笔录等作为翻供理由时，通过多媒体示证重现供述，看笔录、签字的片段,都可以证明其翻供理由的不成立。例如：汪某某受贿案。其中一笔争议的焦点就是这套房子是否交过款，汪以前历次交代都承认这套房子是受贿而来,可开庭时突然翻供，予以否认，公诉人在驳斥罪犯的狡辩行为的同时，运用"多媒体"出示历次交代材料及有关证据，最终制服了罪犯。
　　5、促进了普法教育。庭审的目的不仅是运用确凿充分的证据来证实犯罪，制服犯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且也是政法机关从侦查、起诉到审判这一过程中唯一一次公开审理，有教育预防之功能。以往公诉人出示的各类证据，旁观群众只能听，无缘直接看到证据材料，如今大量证据通过计算机多媒体展示于屏幕，直接面对群众，旁听者随着庭审的深入对案件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中学到了法律知识，受到了教育。例如：钱某某贪污案。庭审结束后就听到许多旁观群众反映：这机器效果很好，犯什么罪、有哪些确凿证据来证实，我们都能直观地了解到，也更深地知道什么行为是法律所禁止的，什么行为是法律所允许的，很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