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
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
眉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眉山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眉府发〔2011〕12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经开区和工业园区管委会，市级各部门，市属以上企事业单位：
《眉山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已经市政府第15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眉山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从源头上防范和减少不稳定因素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规范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四川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眉山市行政区域内，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单位，出台、实施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事项，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本实施细则所称重大事项主要指重大政策、重大改革措施、重大项目和重大活动等。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相关责任主体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第四条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当坚持法治、民主、科学的原则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
第二章 评估范围
第五条 以下重大事项应当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一）国家、省、市确定为重点的工程项目建设；
（二）国有、集体企业（国有、集体控股企业）重组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产权转让及人员分流、人员安置等；国有、集体企业（国有、集体控股企业）关闭和破产中的资产处置、人员安置和社会保障等；
（三）农村土地、林地经营权流转等方面重大政策和改革措施；项目建设和乡村规划建设中的农民土地征用、补偿和人员安置；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合作医疗、计划生育、农业生产用水、殡葬等涉及农民的政策性收费等；
（四）行政区划调整、旧城改造、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规划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土地征收征用、拆迁补偿、居民安置；水电、矿产、旅游等资源开发和交通、水利、公共服务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中，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程选址、实物调查、土地征收征用、拆迁补偿、移民安置等；
（五）水、电、燃气、粮食、公共交通、教育、医疗、药品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商品、服务价格和收费标准重大调整等；
（六）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和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等政策的重大调整；促进就业政策的重大调整等；
（七）机关和事业单位改革程序及改革中的人员分流安置、资产处置、社保关系、职工待遇调整等；
（八）环境保护收费标准的制定和调整；可能造成环境现状改变或较大污染物排放的项目建设等；
（九）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疫情的预警防控方案；食品、药品安全预警防控监测方案；重大安全、质量事故处置；洪水、干旱、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后的重要恢复重建项目建设；
（十）涉及人员多、敏感性强，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的重大活动；
（十一）可能引发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事项；
（十二）有关民生问题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十三）其他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
第三章 评估责任
第六条 重大事项稳定风险评估由市级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各区县负责组织、实施本辖区内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第七条 决策提出部门、政策起草部门、项目报建部门（单位）、改革牵头部门、工作实施部门是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责任主体，必须牵头抓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形成科学、客观、全面的报告，并依据评估报告做出相应决定，对决定事项负责。其中重点责任单位包括：
（一）市农工办负责牵头做好统筹推进新农村建设及涉农政策制定和调整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二）市发展改革委负责牵头做好重大改革决策、物价调整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三）市教育局负责牵头做好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重大事项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四）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牵头做好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以及社会就业、劳动保障、医疗保险、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五）市国土资源局负责牵头做好全市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拆迁、补偿、安置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六）市环境保护局负责牵头做好事关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七）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做好国有土地拆迁安置、市、区县房屋拆迁行业政策、建筑行业拖欠民工工资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八）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牵头做好交通运输、交通疏导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九）市卫生局负责牵头做好医患纠纷、重大疾病预防控制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十）市城管执法局负责牵头做好城管执法方面一般程序案件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十一）市国资委负责牵头做好企业改制政策等方面的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其它问题或事项的稳定风险评估，应根据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工，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负责；难以界定主管部门的，由市政府指定牵头部门。
第八条 各责任主体在对重大事项进行风险评估过程中，必要时可邀请市监察局、市政府信访局、市委维稳办、市法制办、市公安局等单位人员参加，提供咨询参考。
第四章 评估内容
第九条 对重大事项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主要围绕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四个方面开展。
（一）合法性。主要评估事项内容、程序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是否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否符合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重要决策和部署。
（二）合理性。主要评估事项内容是否符合本地区、本系统近期和长远发展规划，是否兼顾各方利益群体的不同需求，是否考虑地区的平衡性、社会的稳定性、发展的持续性。
（三）可行性。主要评估事项内容是否经过充分论证，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意愿，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是否在可承受范围内且有保障，是否能确保连续性和稳定性，时机是否成熟。
（四）安全性。主要评估事项内容对所涉区域、行业群众利益和生产生活的影响，群众对该影响的承受能力，引发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是否有相应的风险规避、防范、处置措施和应急预案。
第五章 评估程序
第十条 重大事项责任主体指定承办部门对已确定的评估事项制定评估方案，明确具体要求和工作目标。
第十一条 承办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通过收集相关资料、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座谈走访、听证会等方式，就重大事项征求意见，对社会稳定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也可以组织相关部门、中介组织和专家、学者评估论证，预测、分析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适宜事先公开的重大事项，承办部门应根据平时所掌握的情况，对各利益相关群体可能提出的意见进行分析、梳理和预测。
涉及国家秘密的重大事项的风险评估工作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第十二条 风险评估报告应评定出风险等级标准，根据拟决策事项可能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情况，从高到低划分为I、II、III、IV四个等级，并由此提出不实施、暂缓实施、试行实施、实施的建议。
（一）决策事项可能引发全国、全省性的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给改革发展带来严重影响的，评定为I级；
（二）决策事项可能引发全市性的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给改革发展带来较大影响的，评定为II级；
（三）决策事项可能引发一定范围内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给改革发展带来一定影响的，评定为III级；
（四）决策事项不会引发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不会给改革发展带来影响的，评定为IV级。
第十三条 承办部门制定的风险评估报告报重大事项责任主体审定，由责任主体作出不实施、暂缓实施、部分实施、实施的决定。
第十四条 责任主体对作出实施或部分实施决定，但又存在一定风险的重大事项，应制定相应的应急处置预案，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预案分解落实工作责任，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同时，要坚持全程跟踪并做好后续评估，根据情况的变化及时做好应对处置工作。
第十五条 对作出暂缓实施或不实施的事项，当实施环境有较大变化，具备有利条件，拟启动实施前，责任主体应按程序重新进行稳定风险评估。
第十六条 属第五条规定的评估范围事项，在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时，必须同时提交评估报告。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情节较轻的，责令限期改正和批评教育；情节较重引发大规模集体上访或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的，进行责任倒查，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实行一票否决。对非行政机关，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一）应当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事项而未实施评估的；
（二）在评估过程中弄虚作假的；
（三）未按照本实施细则进行评估的；
（四）对符合本实施细则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未按照化解方案和应急预案开展工作的。
第十八条 出台、实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普遍关注重大事项的经济组织或社会团体，是该重大事项的责任主体，应当参照本实施细则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十九条 各区、县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事件，可能至今还让国人记忆犹新。SARS及后续的若干公共卫生事件，促成了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公共卫生监测、预警能力的强化，使得政府、传媒和公众能更为理性地认知传染病风险。
但十年之后，我国出现了全球首次发现的H7N9型禽流感病毒，该如何应对?笔者认为，不应“八公山上，草木皆兵”，对禽流感病毒风险应有理性的认知。另外，应加强对H7N9型禽流感病毒的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沟通。在应对H7N9型禽流感病毒时，也应注重所采取措施与所实现目标的匹配，关注所采取措施的合法性，关注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
强化对H7N9型禽流感的风险监管
正如曾任美国联邦卫生部长的Leroyy Burncy在1957年指出的，“如果流行病没有发生，我们都很高兴。如果发生了，我希望我们能说……我们已经在现有科学知识与行政程序的极限下，做了所有的事情并做了所有的准备，来达成最好的结果”。今天，当中国遭遇全球首次发现的H7N9型禽流感病毒时，也应在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框架下，通过动员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力量，来尽量削减禽流感病毒风险，使所带来的损失趋于最小化。
H7N9型禽流感之所以受到高度重视，不仅在于它是一种新兴病毒造成的传染病，还在于它已造成一定人员死亡，病例已不限于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北京、河南也有病例报道。在未来，此类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传播范围及危害性如何，都需要进一步判断，因此首先要加强对H7N9型禽流感的风险监测。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3条规定，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主动收集、分析、调查、核实H7N9型禽流感疫情信息，所搜集到的这些信息，构成了进行后续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沟通的基础。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设立或者指定专门的部门、人员负责H7N9型传染病疫情信息管理工作，及时对疫情报告进行核实、分析。
此外，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疫情形势、病原学研究进展，及时组织专家，开展对H7N9型禽流感的风险评估。如果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界定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时，应当按照相关预案及时启动相应应急响应机制，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终止响应。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的规定，对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及“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国家建立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制度。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要求，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全国传染病疫情信息。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定期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应当及时、准确。
今天，随着新媒体的发达，随着公众对健康、安全等因素更加关切，公众对被媒体广泛报道、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风险，会有更强的认知，因此或许会高估禽流感的风险，滋生不必要的恐慌情绪。对此，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做好疫情防控知识宣传和风险沟通，恰如其分地将专业化的科学术语，转化成能为公众和媒体理解的方式，让公众理性认知禽流感风险，以正确的方式预防禽流感。
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合法性分析
自内地出现H7N9型禽流感之后，各地都采取了诸多相应防控禽流感措施。但这些措施是否具有合法性?根据宪法第37条第1款和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应具有法律上的依据。
目前，各地所采取的防控禽流感措施涉及到对H7N9型禽流感感染者、疑似病人及相关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治疗。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第1款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另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第3款的规定，医疗机构发现乙类或者丙类传染病病人，应当根据病情采取必要的治疗和控制传播措施。
现在，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已被纳入乙类传染病范围，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H7N9型禽流感为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H7N9型禽流感尚未被列入法定传染病的范围，因此对相关人群予以隔离治疗的依据，可能欠缺合法性。但正如西方法谚所说，“没有比必要更为正当的了”，“本不合法者，于必要时即为合法”，面对H7N9禽流感的袭来，公众可能更为期待的是化解公共卫生和安全的危机，而自愿同意和接受政府采取的诸种措施。因此，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合法性或有欠缺，但确有正当性根据。
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展开，应以必要性为限。一般而言，所维护的公共安全价值应高于被限制的人身自由。应将防控措施的范围限于最小限度，尽可能少地限制公众基本权利。此外，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框架，H7N9型禽流感防控措施的设定与实施，不宜以“逸脱”于法律规范之外的形式展开。下一步，应尽量恪守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的规定，视疫情进展，及时将H7N9型禽流感界定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法定类别传染病，并依法设定和实施相应的防控措施，从而确保依法防控公共卫生风险。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管理与行政补偿
目前的研究表明，H7N9禽流感病毒基因来自于东亚地区野鸟和中国上海、浙江、江苏鸡群的基因重配。基于此，上海市政府、南京市政府等都先后颁布了关于暂时停止活禽交易、暂时关闭所有活禽交易市场的通告。其法律依据在于，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2条和第30条第4款的规定，当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发病率或者死亡率高的动物疫病突然发生，迅速传播，可能对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危害时，构成“重大动物疫情”，可以在确定的疫区内，“关闭动物及动物产品交易市场，禁止动物进出疫区和动物产品运出疫区”。
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29条的规定，对于疫点而言，可扑杀并销毁染疫动物和易感染的动物及其产品。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30条的规定，在必要时，可对疫区内易感染的动物进行扑杀。目前上海暂停了三大活禽批发市场和461家活禽零售点的交易，已扑杀各类活禽约11万羽;南京暂停了三大家禽批发市场交易，扑杀各类活禽超过8000羽。
从《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的规定出发，从防控禽流感的现实需要出发，暂时停止活禽交易，扑杀染疫和易感染动物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但也应看到，目前采取的诸种举措，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嫌。这使得所有活禽养殖户都面临销售难，有投入、无产出的难题。根据中国畜牧业协会初步测算，截至2013年4月15日，活鸡及鸡肉产品销售损失已超过130亿元。需要警醒的是，应严格限定疫点、疫区的范围，只能关闭疫点、疫区内的动物和动物产品交易市场，只能扑杀疫点、疫区的染疫和易感染动物，决不能随意扩大其范围。这有助于让风险监管聚焦于最有可能发生问题的区域和对象，有助于遏制公众不必要的恐慌情绪，也有助于将对禽业的不利影响削减至最小。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第33条规定，国家“对因采取扑杀、销毁等措施给当事人造成的已经证实的损失，给予合理补偿”。“补偿所需费用，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担”。因此应对活禽被扑杀的养殖户予以合理补偿，补偿金额应至少是此前市场上的活禽价格乘以该养殖户被扑杀活禽羽数。
对疫点、疫区内动物和动物产品交易市场的关闭，虽是为公共安全需要而展开，但限制了经营者的经营自由，而这是经营者具有财产价值的“公法上的权利”。尽管法律无明文规定，但交易者为了公共福祉而暂停交易，相关政府部门应对其因暂停活禽交易造成的损失，予以适当的行政补偿，补偿金额应以至少涵盖经营者每天维护其经营活动的必要开支为限。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