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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机制

樊晓周


内容摘要 本文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和社会实际出发，对人大代表的权力监督的现状作了深入地分析，提出：人大代表在选举过程中缺乏有效的选民监督；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工作缺乏监督；对人大代表的罢免条件不够明确等观点。并根据分析结论，对完善人大代表的权力制约机制提出了一些设想，一是在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要实行“公示制度”，对人大代表候选人要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二是进一步明确人大代表的责任，尤其是闭会期间的工作考评制度；三是把罢免人大代表的条件具体化、程序化。通过加强对人大代表权力的监督，使人大代表产生较强的压力和动力，增强其责任感和危机感，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代替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作用，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完善。

关键词 人大代表 公示制度 监督机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根本准则，是实现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的可靠保证。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健全，人民代表大会以及人大代表监督“一府两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是，对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本身的监督机制却处于缺位状态，以至于出现部分人大代表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成为“开会代表”、“举手代表”，甚至出现部分人利用“人大代表”的特殊身份为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作掩护，损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大代表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只有把人大代表的权力置于人民的严格监督和控制之下，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对国家以及社会事务的间接管理。但从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各种法律、法规着重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组织方法以及人大代表的权利。对于“谁来监督、如何监督各级人大代表”的问题，立法上仅有一些原则性、笼统化的规定，缺乏具体的条件和可操作程序。这种立法上的缺位导致了部分人大代表成为无人可管的“超级权力者”，而人民的监督权利的实际上被架空，处于一种“有看法，没办法”的尴尬境地。
本文试图从立法状况和社会实际等方面分析人大代表权力监督的现状，进而提出一些完善人大代表权力监督粗浅设想，以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大家对此问题重视。
一、对人大代表权力监督的现状分析
1. 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这种缺乏监督主要是指：一是在选举前，选民对于代表候选人缺乏必要的了解。虽然法律赋予选民可以联名推荐候选人的权利，但实践中，由于选民自身权利意识不强以及选民推荐代表候选人的具体措施不够明确，大多数的大人代表来自于各政党、人民团体推荐 。这些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如何、有无违法犯罪记录选民无从得知。对于代表候选人的介绍仅仅依靠候选人自己提供的书面材料，往往缺乏真实性。例如为了当选人大代表，桑粤春大肆渲染、编织其企业经济实力雄厚，结果如愿以偿，而桑粤春的真实面目却是一个集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组织卖淫，强奸，非法储存枪支、弹药，贪污等14项罪名于一身的人民公敌 。二是对于代表候选人缺乏必要资格审查。诚然，公民只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人大代表资格的赋予应该建立在公民对候选人的充分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之上。现行的选举制度规定候选人确定之后，应当选举的5日之前公布，但并没有规定在公布的日期内选民有检举、监督的权利，更没有建立对候选人的调查机制。这使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人大代表的资格有了可乘之机。例如某市经济特区原管委会副主任、特区公安局副局长曹杰，集省、市、县、乡四级人大代表于一身，竟然是当地的黑社会组织头目 。那么，这样一个人是怎么能如何顺利地当选为四级人大代表？又如何代表选民的根本利益呢？
2. 对人大代表的责任设置模糊。尽管我国立法对于人大代表的权利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有很多明确化的规定。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的权力具有职权性的特点，即该权力是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必须行使，而不得放弃，否则构成“不作为”。但是我国在立法中并没有强调人大代表权力的这一特性，而且对人大代表的权利没有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人大代表的工作目标和分工不明确。现行的人大工作机制，对于非常务委员会成员的人大代表在工作上缺乏刚性的规定，仅仅对闭会期间代表活动时间的长短有一些概括性规定，如某省的《代表法》实施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时间不得少于15日，乡镇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活动时间不少于7日 ，而有的省规定则不得少于3日 。如此短的时间能做多少实际工作尚且不论，在这3日的时间里没有工作目标的要求或者工作量的要求，如何来保证这些人大代表能够反映人民的意愿？这就难于避免在开会期间有些代表没有议案可提，没有意见可反映，当人大代表五年竟然没有提过一个议案，没有反映过一次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仅仅是开开会、举举手。二是对人大代表和原选区的选民之间的联系制度不够健全。我国目前的立法仅仅规定人大代表应该和原选举单位或者选区的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对于人大代表应该如何联系，以怎样的方式联系以及联系的最低次数和最少人数，都没有一个相应的规定和制约机制，这对于代表来说成为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最近笔者在某区随机调查时发现，受调查的313名公民，明确知道自己在区人大、市人大、省人大、全国人大的代表名字的竟然只有3人，这个结果是相当惊人的。既然公民连自己代表的名字都忘记了，足以说明这些人大代表在联系群众的工作上缺乏主动性和责任感。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代表如何传达各级人大的会议精神？如何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如何代表人民的利益？作为选民，五年来没有和自己的代表见过面，怎样来监督自己选出来的人大代表？三是人大代表的行使职权的过程缺乏透明性。由于人大代表主要的时间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的选民接触的时间少，尤其部分人竞选代表本身就是为了不正当的目的，更不愿意把自己的行为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如上所述313名选民只有3名选民知道自己的代表是谁，人大代表的工作情况如何，选民自然不得而知。这就使人民对人大代表的监督形同虚设。近年来部分所谓“人大代表”这一护身符，做一些违法犯罪的勾当，而犯罪事实往往是在发生后，人们才唏嘘不已，而在人大代表违法犯罪的预防上却无能为力，这充分说明对人大代表的行为的监督的急迫性。
3.对人大代表的罢免条件不够明确。宪法和法律都赋予了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罢免自己的人大代表的权利 ，但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选民有权提出罢免自己的代表，例如，如果该代表在两会期间一直没有提出议案，和选民的联系次数以及人数不等达到一定的数量和比例，或者说选民反映的意见和要求在合理的期间没有得到答复，选民是否可以提出对该代表的罢免！？法律没有明确地衡量标准。而在实践中，往往是由于某位代表出现刑事犯罪才被暂停代表资格，调离了原选区或者若干次不到会才终止其代表资格。
二、完善人大代表权力监督的设想
1. 完善对人大代表选举过程的监督。一方面要实行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公示制度”，即把经过酝酿产生的正式人大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向选民公示，在公示期间内，如果选民提出代表候选人存在不适合作人大代表，或者有选民反映该代表候选人有贿选或者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主席团应该成立专门调查组对该代表候选人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布给选民。另一方面，通过宣传，使广大选民充分认识到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人大代表的素质直接关系到选民根本利益能不能实现，人民的权力能不能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提高选民监督人大候选人的积极性。用制度保障选民在选举过程中，不仅能行使其选举权，而且能充分行使监督权，从源头上把报不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拒之门外，防止桑粤春、刘涌这样的投机分子混进人大代表的队伍之中。
2. 进一步明确人大代表的责任机制。一是明确人大代表的职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代表的职权是人民委托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任，不是个人的特权。作为人大代表，没有选择执行或者反放弃的权利，不能很好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有权罢免。二是要明确人大代表在闭会期间和选民联系的制度，例如在每年召开大会之前，各级人大代表应该不同程度地提前听取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选民的意见和要求，归纳整理；代表在人大闭会期间应该对本选区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调研，形成议案；在闭会期间代表会见选民人数每年不得低于30%等等。同时对于不能完成工作的人大代表，给与一定的惩罚措施。三是要形成人大代表定期向选民报告其工作情况，以便于人民监督，个别地区进行人大代表述职并现场测评，对不称职的代表终止其代表资格的做法值得提倡 。除此之外，还应该建立选民对人大代表的质询制度，选民有权对自己反映的问题的处理结果提出质询，人大代表有义务给予选民满意的答复。
3.进一步明确选民罢免人大代表的条件。罢免权是人民监督人大代表最有力的武器，也是保持人大代表的人民性的根本保障。立法上目前还没有列举出可以罢免人大代表的条件，这应该进一步明确。例如，人大代表不按时参加人大会，反映选民的意见和要求；不及时传达各级人大会议的精神和文件；在闭会期间，没有完成法律规定的调研、考察工作；闭会期间和选民联系没有达到法定的次数和比例；在述职评议过程不称职票数过半；任代表期间违反犯罪或者利用人大代表身份阻碍执法人员工作等情况，原选区的选民均可以罢免该人大代表。
总之，只有不断完善对人大代表的监督机制，才能从外部给人大代表带来压力和动力，增强其责任感和危机感，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优越性，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参考文献:

李和中《县(区)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调查及其分析》选自《政治学研究》1998年底4期
秋 风《人大代表的权利何以被滥用》选自《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1月22日
万 全《警惕人大代表监督权的滥用》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徐海明《人大代表述职的几点思考》选自《昆明人大》2005年第1期

——原文刊载于《中外社科论丛》2005年第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

宜黄县人民法院 肖文军


总述：诉讼制度与诉讼法的改革（三个审判关系主体的改革）。
一、 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二、 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三、 改革诉讼代理制度，加强律师调查取证权。
进入九十年代后，我国逐步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为基础，以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为框架的法律体系。由于两种不同法系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冲突，决定了我国诉讼制度改革是复杂的过程。但不管怎样我国这种结构的诉讼制度经过九十年代后已经初步建成。
但这种诉讼制度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革。如证据制度、庭审规则、强化合议庭及独任法官的职能、法院内部机构的调整等等方面的改革。以上提及的方面多有论述，本文所涉及的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着重于审判关系的三个主体：法官、检察官、诉讼代理人（律师）的改革与完善。我国的诉讼制度和诉讼法如能解决好审判关系的这三个主体所存在的问题，将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甚至可以解决我国在诉讼制度改革中所遇到的其他问题。
一、明确法官概念及职权，实现法官精英化，树立法官权威。
法官是审判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主体，法官的改革涉及到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法官的改革也必然是诉讼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明确法官的概念和职权。
诉讼制度改革与诉讼法的完善首先是围绕法官开始的，因此明确法官的概念就显得极为重要。《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将Judge（法官）定义为： public officer with authority to decide cases in a lawcourt（有权在法庭裁决诉讼案的公共官员）。这种解释清楚的表明法官应当在法庭上行使审判权的这一特征。我国《法官法》将法官的定义为：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这一概念过于含糊。《现代汉语词典》和《精编法学词典》都将法官的定义：法官是法院中审判人员的通称。这种法官定义很不完善，没有将法官必须在法庭行使审判权本质特征表述出，但这一解释恰恰是对我国现阶段法官最正确的解释。我国现在的诉讼制度改革中碰到的许多难点就是因为法官这个审判关系最为重要主体的概念不清造成，就《法官法》而言区分法官与法院系统工作人员并不难，但现实中却很难区分，办公室、监察室、档案室、调研室等等工作人员不主庭，不行使审判权都被称为法官，具体表现在法院的工作人员多而办案法官少。法院的改革一方面面临着法官队伍庞大，积重难返的局面；另一方面面临着办案法官太少，法官队伍难以充实的尴尬的局面。法官概念不清，法官改革自然会陷入困境。
另一方面，我国现阶段法官职责不明确。法院和法官的一些权力没有得到限制，如法官的调查取证权没有得到限制。一些学者认为如果法官没有庭外调查权或主动调查权，就不能保证办案的质量、查清案件的事实，这种想法很奇怪，他的前提是建立在对检察机关、公安机、当事人调查取证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在刑诉讼中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使了国家侦查权，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的证据不会比法官调查取证的更完善，因保留了这一权利，造成在民事审判中法官因取证不到或认为没有必要取证而被当事人认为法官办案不公。法官走出法庭调查取证如何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保证自己居中认证。事实上在三大审判中法官参与调查取证都将打破诉讼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平衡，法官调查取证是对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否定，法官走出法庭调取的证据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先入为主和如何能保证自己居中认证。因此没有必要让没有侦查权的法官在庭外调取证据。当然为保障法官不走出法庭，还须要进一步完善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确保当事人各方都能收集到各种证据（本文第三部分将此进行阐述）。再如，由法院直接受理刑事自诉案。自诉案件的审理难易程度撇开不管（一些学者认为此类案件简单，无须侦查，大都适用简易程序，但实际此类案件是刑事审判中的难点），自诉案件的受案审查是实体性审查，是以被告人经审查构成了犯罪为立案条件的。这不仅与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起诉状一本主义发生了冲突，也是对我国９６年刑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否定。从以上两点，就应当排除法院直接受理自诉案件，更不要说此类案件，被告人多作无罪辩护，依据我国刑诉法的规定没有适用简易程序的可能。这里需要特别指出我国刑诉法第１７３条第（３）项（自诉案）中竟赋予法官弱化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的范围对象竟是公检机关，显然该条款有违宪的嫌疑。
我们要明确法官的改革不在于给法官增加职责，而在于明确法官的职责。法官的职责不明确，保留了些非法官职责的职责，而这种职责不能促进法官办案的公正与效率的作用，反而成为束缚法官的枷锁。从现实意义上说，限制法官的职责更有利于促进司法公下和提高司法效率，也更有利于法官的权威树立。
（二）、实现法官精英化。就我国现有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结构来看，实现法官精英化在现行法官体制下这将是一个漫长的问题。在我国法官究竟是多了还是太少，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我身边说起，全院四十多名法官，办案法官只有十三名（刑、民1、民2、行、法庭）。这中多少能让人看到法官精英化的希望。但法官精英化不仅仅在于法官队伍（我国已对法官队伍精英化问题开始重视，故本文不在涉及），更在于我国的法律体系的确认，如检察机关对法官的监督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过程，甚至到与法官在某一个案对法律理解问题上行使监督权，在我国没有哪一机构象法院一样如此受约束；其次在我国司法最终裁量权并没有得到真正实现，如法官无权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而在《行政复议法》却赋予了上级行政机关的审查权，作为纠纷的最终裁量的法院却没有一级有此权限，这不能说是立法的遗憾，更为遗憾这都是建立在法官整体素质不高的怀疑基础上的，也使得法官不得拒绝裁判成为纯法学理论。我们在制定每部法律时，对行为人都是采取了“合理人”、“良家父”的标准。但我国在制定法律中关于法官的部分却采取了怀疑、否定的标准，而没有采取法官就是社会精英他的素质要高于一般行为人的标准。我们不反对权利的限制和监督，但要建立在高标准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怀疑、否定的基础上的。如我国法律本身不能确认法官就是精英的话，那在这里谈法官精英化已无意义。梁慧星教授在一次授课后讲，没想到法官的素质要比想象的高出很多。梁教授在此前的想象，可能是我国立法者的想象，我们不否认我国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事实，但作为法律却应当确立法官精英化的精神和原则，先有法官精英化的立法，而后有精英化的法官。
（三）、树立法官权威。一国法官的权威决定了该国法治的程度，法官的权威就是法律的权威。法官的权威不是来自于法官的权力，而是来自于法官公正。在我国至今法官权威还没有在公众心中树立起来。究其原因有：一、法院和法官没有完全从行政机关脱离开，一府两院是一府下的两院，法官与公务员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分，这就是为什么法官办案过程中行政干扰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行政诉讼会陷入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在这种体系下要树立法官权威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所说：“国家公职人员，他们的职务行为本身就是公众批评的目标，他们多少又处在上司的影响之下，因此又怎能指望他们在个别人与当权者的抗争中做出公正的裁决呢？”（摘自《世界著名法庭论辨演说精粹》第97页）百姓即使胜了一场行政官司却再没有勇气去打第二场行政官司。二、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思想。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法官在自我评析时，对自己在办案中就案办案，考虑社会效果少进行了批判，这实际上就是没有树立“法律至上”的表现，直到现在报刊仍不乏这种论调，令人对法律界非常担忧。就案办案有何错，办案法官办案应以有效的证据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案件裁决的准绳，不应兼顾考虑办案的社会效果，否则必然会以牺牲法官的公正和正义为代价，且法律本身在制订时就已经将社会效果这一因素考虑进去了，不必法官在具体案件在另行考虑了，如要考虑的话，我想这部法律有问题，但即便是这样法官也必须绝对服从法律，但不是政策，如果法官在考虑社会效果，那他已或多或少的放弃了公正。当法官能超越外界的种种因素，自由的适用法律，谁还会怀疑法官在适用法律是否实现了公正。法官的权威自然能得到树立。
二、明确检察官的地位。
在我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地位是双重的，一是支持公诉，二肩负着监督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检察官这种双重地位制度几乎使我国的诉讼制度改革毁于一旦，与我国在控辩式基础之上诉讼体系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因为检察官在诉讼过程既行使公诉权，又行使监督权（甚至一些学者认为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的是行使监督权）。显然检察官在诉讼中如何行使他的权力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但这个矛盾最终却落在法官身上。一、这个矛盾是建立在法官在诉讼中必须有大量的各种因素的不公正而不是少量的怀疑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法官整体素质的否定的基础上的，否则检察官在诉讼中更主要是行使监督权就变得毫无意义，当然的还有一个推断就是检察官的素质要高于法官。二、检察官起诉的被告人，法官必须认定有罪，法官必须做有罪推定，即所谓“被告人进门三分罪”，这点已被现实的审判实践所证实——我国法院无罪判决占公诉案件的比例和（一些基层法院通行做法）无罪判决必须经过审判委员会研究就是很好的说明。三、当充任公诉人的检察官以法律监督者身份出庭，必将弱化自己作为控诉方所承担的支持公诉职能，我们如何能保证检察官的意识不会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当检察官的意识约束或影响到法官的裁判，并要求按他的意识给被告人公正的裁判，对已被告人而言已无公正可言，也正因如此我们一些法官热衷于法庭上调查犯罪、证明犯罪，甚至到法庭外去查证案件。这就使得控辩式诉讼两点最基本的要求：控辩双方均衡对抗、法官均衡裁判变得毫无意义。综上三点理由，我们必须重新明确检察官的地位，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官在刑事诉讼的审判关系中监督权仅仅与公民的监督权对等（如抗诉与之对应的上诉），仅是审判关系的一方主体，行使公诉权，即实现监督权与公诉权（公诉权中保留抗诉权）相分离。这一点也并未与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相悖。
三、改革诉讼代理制度，提高律师调查取证权。
（一）、我国的现阶段诉讼代理制度可用一个字来形容，“乱”，怎么乱都可以说。这其中原因在于我国三大诉讼法，我国三大诉讼法都没有排斥非律师进入诉讼，造成大量所谓法律工作者成为专业诉讼代理人。这些“专业诉讼代理人”不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不需要纳税，不受任何组织、任何职业道德的约束向公众提供法律和非法律方面的服务，一旦败诉，他便可以找出如司法腐败、法官素质过低等理由来解释。这些人不仅不会促进我国诉讼制度改革，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官权威的树立。很难想象在这种诉讼代理制度体系下，我们的诉讼制度能够得到完善。我国应参照国外的立法，只允许律师从事诉讼代理业务，没有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员一律不得以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入庭审。有些人认为我国尚不具备仅由律师从事诉讼代理的条件，但这不应成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从事诉讼代理的理由。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可以从各方各面上促进诉讼制度改革，即是改革我们必须有所取舍，对于诉讼代理制度的改革“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二）、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提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点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是否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它决定了在庭审中是否真正的实现了控辩式诉讼。但在我国律师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十分尴尬，主要表现在刑诉中，我国刑诉中仅仅规定了律师可以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收集的仅是材料而不证据，并未明确律师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这所以这样规定，大概是立法者认为一但赋予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就等于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当然赋予了律师的侦查权是违宪的，但调查取证权不等于侦查权。如果将侦查要等同于调查取证权，那法院就可以永远不必受理自诉案件了，自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向法院起诉的只有材料而没有证据。不仅是自诉案伯需要确立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我认为这里的调查取证权应包含有律师有权知道案件所有在庭审中应当出示的证据材料。换句话说，在我国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discovery of prosecution’s evidence）。而且，建立证据先泄制度可以保证控辩双方的平衡，可以保证庭审中举证与辩护活动顺利进行，可以有效的提高司法效率。

主要参考书目：
１、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二版。
２、 王发荣、钱应学、朱应有、刘莉、王生今、刘开玉、张继红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８月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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