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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探求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思考

钟建林


一、案情简介
原告A公司。
被告B公司。
被告李四。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8年9月4日，B公司曾向案外人建设单位C公司出具一份《法人授权委托书》，内容为：“我公司法人代表人张三同志，现授权委托李四同志作为公司全权代表B公司前来与贵公司洽谈并签订XX工程三期（三标段）道路交通设施工程项目（下称三标段项目），及与之相关事务。” 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三在“授权人”处签名，并加盖B公司印章。李四在“代理人”处签名。
　　此前的2008年8月份，B公司（乙方）与C公司（甲方）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B公司承包C公司三标段项目施工；承包范围包括新建道路标线、标识、标牌、禁令组合工程；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期20天，自2008年8月15日开工，于2008年9月4日竣工；B公司指派李四为乙方驻工地代表，按设计图纸和甲方的要求组织施工，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按合同工期完成施工任务，组织解决由乙方负责的各项事宜。《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加盖有B公司的合同专用章，并由李四签名。
　　2008年8月20日，李四以B公司（甲方）的名义与A公司（乙方）签订一份《标线施工合同》。主要内容有：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乙方承包甲方涂划普通热熔标线施工的工程事宜，达成如下条款：……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注：合同上打印体的“30”被一根手写体斜线划去并改为手写体的“28”，但此处无合同当事人盖章或签名）元计算给乙方，乙方包括材料、机械设备及人工工资、生活费用等，乙方不包税费；付款方式：乙方首先进入甲方施工现场工地，材料设备人员进场经甲方认可，甲方向乙方首付30％工程预付款，工程完成50％，甲方向乙方再支付30％，工程全部完工验收（注：此处“验收”二字系手写体添加字样，但添加处加盖有A公司的合同专用章），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工程期限：2008年8月20日到2008年9月1号止，如天气或甲方原因，工期顺延；工程施工方法及质量要求：乙方应根据甲方要求和甲方提供的图纸，按照《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1999）要求进行施工，所有标线其技术要求，应符合JT/T280－2004《路面标线涂料》GN48的技术要求；……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根据合同约定，甲方应向乙方按实际工程量支付工程款，如甲方不按合同约定，乙方有权停工，或要求甲方负责一切费用。本合同只限此道路三期项目，如有异议，双方友好解决。本合同一式两份，签字盖章生效。合同落款甲方由李四签名，乙方由A公司加盖合同专用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王五签名。
《标线施工合同》签订后，A公司即组织人员、机械设备、材料进场三标段项目，负责其中热熔标线工程的施工。热熔标线工程于2008年9月1日全部完工，三标段项目亦全部于2008年9月4日如期完工。
　　2008年10月14日，建设单位C公司等派出验收人员对三标段项目的施工进行验收。验收后的《竣工验收证书》载明：“工程名称：三标段项目；开工日期2008年8月16日，施工单位：B公司；竣工日期2008年9月4日；验收范围及数量：1、三标段项目；2、指路标志11套、分道标志11套、禁左标志1套、让行标志1套、禁左让行标志1套、机非分道标志7套、人行横道标志30套、允许调头标志6套、注意行人标志2套、热熔标线7062平方米。对工程的质量评价：本工程符合国家GB5768－1999标准，标志符合JT/T279-1995《公路交通标志板技术条件》标准，标线符合国家GB/T1631-1966质量检测标准，经验收组现场实测实量，资料齐全，本工程达到优良标准。”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设施管理单位等参加验收单位派出的验收组成员分别在该《竣工验收证书》上签署“同意验收”的意见，其中建设单位意见栏内还加盖了C公司的公章，施工单位派出参加验收并在《竣工验收证书》的“施工单位意见栏”内签署“同意验收”意见的验收人员为“李四”。此后，三标段项目范围内的道路交通设施包括热熔标线等全部投入使用，且正常使用至今。
　　热熔标线施工期间，B公司和李四先后给付A公司工程进度款共计119 000元。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并经上文所述的验收合格后，B公司以A公司不配合工程结算，不提供施工资料，无法确认工程余款为由，没有将按每平方米30元、实际工程量7062平方米计算的工程款总额211 860元扣除已付进度款119 000元后的工程款余额92 860元给付A公司。双方就此协商不成，酿成纠纷，形成诉讼。
B公司法庭陈述称，B公司之所以全权委托李四与C公司洽谈并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因为三标段项目是李四联系的业务，而李四本人没有承包资质，故需借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用以洽谈项目并签订施工合同，但B公司时刻监督着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原告A公司诉称：2008年8月20日，李四代表B公司与我公司签订了《标线施工合同》，约定B公司将其承包的三标段项目中的道路标线施工工程分包给我公司；标线施工按每平方米30元计价，并约定了付款期限。工程已于2008年10月14日通过建设单位验收合格并被评为优良工程，但B公司仅支付了工程款119 000元，尚欠工程款92 860元未付，且经我公司多次催讨仍未支付。为维护我公司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B公司给付工程款92 860元并偿付逾期付款利息（从2008年10月2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止）。
　　被告B公司辩称：《标线施工合同》本身不是完整的合同，因为合同上没有我公司盖章，亦非经我公司授权所签。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后，原、被告双方没有对工程款进行结算，未达到付款条件，故A公司关于给付工程款92 860元的要求不能成立。基于此，A公司也无权要求给付逾期付款利息。我公司要求双方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进行核算，确认具体的工程款后再履行相应的付款义务。
被告李四未作答辩。

二、一审裁判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李四因其个人没有工程承包资质，借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合同专用章等，以B公司全权代理人的身份与C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从C公司承包三标段项目的施工，随后以B公司的名义与A公司签订《标线施工合同》，将三标段项目中的涂划普通热熔标线项目以每平方米30元的单价承包给A公司施工。《标线施工合同》签订后，A公司组织材料、人员和机械设备进场负责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项目的施工，并如期完工。施工期间，B公司和李四支付了工程进度款119 000元。根据以上事实，可知A公司和李四之间就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施工项目的承揽合同关系成立且已得到履行：A公司履行了如期完工的承揽施工义务，其所施工的热熔标线项目经建设单位等组织验收，确认符合有关质量和技术标准，被评定为优良工程；李四则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结合《标线施工合同》中“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按实际工程量支付工程款”的约定、以及《竣工验收证书》中确认热熔标线的实际工程量为7062平方米，进一步可知李四应付A公司工程款总额为211 860元，扣除已付的119 000元，尚欠工程余款92 860元未付。由于《标线施工合同》约定付款方式为“工程全部完工验收，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本案所涉热熔标线工程已于2008年10月14日经建设单位等组织验收合格，随后被投入使用且正常使用至今，而李四没有在2008年10月14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内付清剩余工程款92 860元，故李四对A公司而言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A公司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2 86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应予支持。
　　鉴于包括热熔标线工程在内的三标段项目系李四借用B公司的资质、使用B公司的营业执照从C公司承包而来，B公司和李四之间存在借用企业资质的挂靠关系，故B公司应当对李四将热熔标线工程发包给A公司而产生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A公司关于B公司应对李四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合法合理，法院予以支持。
　　B公司关于《标线施工合同》没有B公司盖章，亦非B公司授权李四所签，故B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的辩称意见，与法院业已查明的B公司与李四之间存在借用企业资质的挂靠关系，进而B公司应当对李四的相应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情形相悖，故法院不予采纳。B公司关于热熔标线工程完工后没有进行结算，尚不具备剩余工程款支付条件，具体付款应在双方结算后进行的辩称意见，因《标线施工合同》中并未约定结算是付款的前提条件，而只是约定在工程完工验收后一个星期内付清剩余工程款，故该辩称意见没有合同依据，法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二百五十一条、第二百六十三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2条的规定，判决：一、李四支付A公司工程款92 860元，并偿付逾期利息；二、B公司对李四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二审裁判
　　一审宣判后，李四不服，上诉称：1、原判决认定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证据不足，应当以合同约定的每平方米28元。2、《竣工验收证书》无效，该证书无李四签名，B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且已被C公司撤销，不应以此作为结算依据。请求撤销原判，驳回A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A公司答辩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B公司述称：李四系借用B公司的资质，且验收时B公司并未参与，故B公司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另合同单价应按每平方米28元计算。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1、合同约定标线施工单价为多少？2、《竣工验收证书》能否作为双方结算的依据？
　　关于标线施工单价的问题。从A公司提交的《标线施工合同》来看，虽然在打印件上表明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且在修改为每平方米28元后未加盖A公司的印章，但该合同系A公司提交，且双方均在合同上签名，因此，原判以修改的单价未加盖A公司公章为由而不予采信不当，应认定双方就标线施工单价为每平方米28元达成了合意。上诉人李四的该项上诉理由成立，应予支持。
　　关于《竣工验收证书》能否作为双方结算依据的问题。建设单位C公司已经就B公司承包的三标段项目进行了竣工验收，该证书载明热熔标线为7062平方米，而A公司从B公司承包的工程即为涂划普通热熔标线施工，因此，原判按照建设单位验收的热熔标线面积确定工程量并无不当。上诉人李四的该项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不予支持。
　　综上，A公司的工程款总额为197736元（7062×28），扣除已付的119000元，尚余78736元，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终审判决：一、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二、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三、李四支付A公司工程款78736元并偿付逾期利息。

四、窃以为，二审改判值得商榷！
　　从上文所述案情及一审、二审情况可知，二审之所以改判一审，是因为认为一审认定《标线施工合同》的工程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不当，而应当认定为每平方米28元。这里涉及到在一个具体的合同纠纷中，裁判者应该如何准确探明合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问题，很值得探讨。
　　一般来说，一份合同签订了，如果发生纠纷，往往是因为一方没有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构成违约，守约一方则要求违约一方继续履行合同或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协商不成即可能形成诉讼。在这样的诉讼中，关于一方是否违约，双方往往存在争议。争议的原因又极有可能缘于双方对合同约定内容本身的理解不同。本案即属于这种情况。
　　本案中，双方对于《标线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款单价存在争议。A公司认为单价是每平方米30元，李四则认为是每平方米28元。到底应当认定为30元还是28元？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明确双方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到底是什么。
　　来看看合同约定的原文：“标线施工的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此约定内容是打印的文本。这里必需注意一个细节，即合同上打印体的“30”被一根手写体斜线划去并改为手写体的“28”，但此处无合同当事人盖章或签名。面对如此约定，我们不难回溯性地知道，双方原本协商一致确定单价为每平方米30元，并且形成了打印的合同文本；此后可能是李四一方要求减少两元为28元，并在打印文本上进行了手写体的修改，这样的修改要求对李四一方有利而对A公司一方不利；A公司对此并未盖章认可。如此一来，毫无疑问应当认定双方并未就单价由30元改为28元达成一致意见。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需注意到，《标线施工合同》文本中关于余款的付款条件，打印体内容约定为“工程全部完工验收，甲方在一个星期内向乙方全部付清所剩余款。”这里的“验收”二字系手写体添加字样，明显对李四一方有利而对A公司一方不利，但A公司在添加处加盖了A公司的合同专用章。上下结合起来比较分析，就更不难发现双方在协商签订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这么一个过程：首先双方就合同内容先行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甚至形成了打印的合同文本；随后李四一方对打印文本再次提出修改意见，要求在单价和余款付款条件这两个问题上进行手写体修改；A公司只同意李四关于修改余款付款条件的意见，因而对手写体的修改内容予以盖章确认；但不同意李四关于修改工程款单价为28元的意见，因而未予盖章确认。自此，更可以确定双方关于工程款单价的合意仍然应当以打印体内容为准，即应确定为每平方米30元。
　　退一步说，从李四的履行付款情况来看，如果结算过程能表明是按单价每平方米28元进行结算的，那么李四关于单价约定为每平方米28元的主张似乎还是可以成立的，但本案中李四并没有就此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而证据法规定了付款义务人对付款情况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
　　再从A公司的角度来看，该公司对合同内容的变更是很慎重的。同一份合同文本中，该公司对有的打印体改为手写体予以认可，表现形式即为盖章确认；而对有的修改则不予认可，表现形式则为不予盖章。《标线施工合同》系双务合同，以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和达成一致为基本要件。从A公司对工程款单价由打印体的30元改为手写体的28元未予盖章认可，而双方最后在打印文本上盖章签字订立合同的情况来看，双方关于工程款单价的约定毫无疑问以确定为每平方米30元为宜。
　　最后从A公司和李四签订的《标线施工合同》本身来看，该合同并非格式合同，而是双方就分包三标段项目中热熔标线工程经充分磋商后达成的书面合同，故不存在手写体与打印体内容不一致时，应认定手写体效力高于打印体的问题。手写体效力高于打印体，只存在保险合同等格式合同中，目的在于衡平提供格式合同一方与接受格式合同一方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保护接受格式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中根本不存在应否依格式合同规则衡平双方利益和对李四进行权益保护的问题。
　　二审认为《标线施工合同》系A公司提交，因而推定A公司认可手写体的工程单价每平方米28元。如此推定，看似有理，但明显与双方签订合同时，A公司在关键问题上对李四提出的修改要求如何表态，是否认可的实际情况不一致。脱离以上实际情况的事实推定，难免给人以过于武断之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审对一审的改判值得商榷。

作者单位：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略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非违反之诉”
的历史承载与走势

摘 要： 本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证了对“非违反之诉”的质疑及“非违反之诉”的制度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了该项制度的新近发展，并从三个角度出发论证了“非违反之诉”扩张适用的可能性。

关键词：争端解决 “非违反之诉” 扩张适用

非违反之诉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独有的制度，在众多的国际组织中，只有WTO将非违反之诉纳入到它的争端解决机制中。虽然到目前为止，理论和实践界对这一制度的评价尚褒贬不一。反对意见已从非违反之诉产生之初的对“滥用危险”的担心转到另一个极端，即认为自GATT1947以来，非违反之诉的案例少之又少，作用相当有限，不如干脆取消或转化为违反之诉。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审视此项制度设计的合理性所在并顺着同一思路对其发展前景作一大胆预
测。
一、“滥用的危险”与“协定利益的抵消或减损”的对弈
自非违反之诉诞生之日起至今，对“滥用危险”的担心就一直伴随着非违反之诉，从来没有停止过。理论界和实践界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一种全新的争端解决制度要被广泛接受必然有一个过程，就连GATT1947的创建者们当初恐怕也无法预见这一制度以协议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会遭遇什么样的命运。因为这些创建者们设置非违反之诉的出发点在于确保来之不易的关税减让，当时非关税壁垒已经开始被各成员大量运用，各国已经注意到非关税壁垒的隐蔽性和复杂性让人们防不胜防。显见的道理，关税减让是为了各成员更好的贸易和竞争机会及其国民更好的福利。但就算关税降得很低，若没有一套诸如“普遍取消数量限制”等把守住非关税壁垒这个关口的相应规则来保护，低关税带来的好处或利益极易付诸东流。 整个关税减让谈判都将不可避免“竹篮提水一场空”的后果。而当时第23条第一款(b)项的类似规定已经大量出现在二战以前美国与别的国家订立的双边贸易协定之中。基于前述客观要求，GATT1947的缔造者们把这一条款引入协议文本，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而勇敢的举措，但他们的担心是无法消除的，这样的制度引入多边贸易体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谁也无法预测的。法学界和律师界的反对更是从来也没有停止过。从逻辑上看，非违反之诉就让法律思维懊恼不已！而更多的指责和批评则来自于滥用非违反之诉的担心，过低的申诉门槛使得各成员方滥用非违反之诉来保护国内贸易，在理论上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制度本身的问题也使得专家组成员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无具体章规可循，专家组滥用职权、误解条文、断案错误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此，当初的谨慎和担心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应对这样的谨慎予以支持和理解，因为多边贸易体制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权利义务关系体制，任何制度中的漏洞和失误均可能导致整个贸易体制的瘫痪或崩溃。但是时至今日这一制度已经存在了五十多年，各种担心结果应该都有些眉目了。制度的设计者及其支持者们是看到了“协定利益被抵消或减损”的恐惧，而反对者们是对滥用的担心，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要评判这一制度是否合理，是否应当继续存在，就只有对两者在实践中到底孰轻孰重来掂量了。
事实上，从几十年的实践来看，人们所担心的对非违反之诉的滥用并未出现，更谈不上它的不可预测的弊端危及多边贸易体制的危险。各成员方在运用这一措施时似乎都体现出自觉的节制和谨慎。在1948年至1991年7月期间，关贸总协定根据第23条规定受理的150多件投诉中，非违反之诉只占了14件 而据美国诉日本影响消费者照相胶卷与纸张的措施案专家小组的报告，在近五十年内，专家小组或工作组对依据第23条第1款(b)项的投诉进行了实质性审议的案件只有8件，而且最终得到总协定的专家小组确认的非违反之诉只有4件。应该说这样的案件发生数量符合非违反之诉的作用与地位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了填补“法律漏洞”（legal lap）而设置的，反对者们一开始担心它被滥用，几十年来并没有被滥用，专家小组的审理也并没有滥用权力以导致任何秩序的破坏和法律的混乱，反而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规则和经验 ，发展到今天，反对者们又认为非违反之诉的案件少，作用轻微，不如干脆取消掉。这恐怕是两个可笑的极端。当初反对的理由是担心被滥用，反对者也承认它的作用只是补充性的，辅助性的。到今天非违反之诉正常发展，他们似乎反而忘记了它只是一个补漏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事与愿违，因此可以忽视它、取缔它。那么非违反之诉到底应该怎么样才能让反对者们感到满意呢？
非违反之诉的存在的作用不应该把它与违反之诉的作用相比较来考察，而应该好好衡量它存在的作用与假设不存在的损失，当然这种损失是以它不存在为前提的，这种损失是无法测评和量化的，只能在理论上进行猜想。另外，非违反之诉的功能也不仅仅在于它解决了多少实际案例，笔者认为它更大的功用应该是提供了一种补漏机制，一种及时调整和恢复失衡的协定利益的机制，以促成制度上的完善和利益上的平衡。至于它具体的功能，本文第一节有详细的论述。
因此，笔者看来，当初遭到各种反对是因为人们担心非违反之诉被滥用,制度上的弊病会损伤整个贸易体制，但实践证明，非违反之诉的存在并没有造成这种后果，而它的作用却是显见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功归功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高效和威信，争端解决机制必须能够妥善的保护协定利益，如果这种协定利益的打破或失衡不能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得到恢复或救助，同样可能引起多边贸易体制的连锁反应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孰轻孰重，不辨自明。
二、 理论和实践都将日益膨胀的非违反之诉
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历程中，非违反之诉都被严格地限制在货物贸易和关税减让这一扇区里面，设计者当初的目的就是防止来之不易的关税减让水平被不直接违反条约文本的非关税措施所抵消，事实上，非违反之诉也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然而，从WTO的发展历程来看，原来的GATT实际上只是一个国际货物贸易组织。在贸易标的上仅限于货物贸易，而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是排除在外的，在谈判的成果方面也只是出于保护诸方之间的关税减让，对市场准入、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并不涉及。但是，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已经成功地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成功地纳入到WTO的管辖之下，除了“金融”有其专门的国际组织（IMF）管领之外，其他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方面均在WTO的调整之下，如今的WTO实际已经迈入了向世界经济组织（WEO）转变的轨道。
在自由贸易谈判（FTNs）的推动下，世界贸易自由化朝着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不断推进是必然的趋势，虽然以前“西雅图阴云”和坎昆会议的挫折表明这种前进有时会遇到种种艰难险阻，但总的前进趋势是不容逆转的！虽然竞争政策、劳工标准、环境标准等议题暂时还无法达成共识，但毕竟它们已经走到了WTO的大门之前，成为多边贸易谈判的敏感的话题。就竞争政策而言，尽管绝大多数的WTO成员仍认为它是国内法的范畴，而不愿接受WTO的干预和指令，但如果竞争政策在各成员内部过于放任，它必然会损害到世界自由贸易环境，导致全球贸易政策的“无政府主义”，因此，不管WTO 在推动各国竞争政策逐渐统一的过程有多么艰难，它都必然会走向这个趋势，因为，WTO已使各国经济贸易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更稳定、更自由、更高效的多边贸易体制对WTO成员来说才是更为重要的，成员方不大可能因为任何环节上的困境而放弃这一至高利益！
事实上，非违反之诉也已经开始引入到WTO的新领域了，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3条第3款就做出了规定，非违反之诉适用于服务贸易领域，这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WTO的范围之所以能不断地扩张，正是由于它的高效而稳定的发展，而这个高效而稳定的保障就是成功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而WTO 要在这些新扩张的领域里同样的成功，那么争端解决机制必须首先要在新的领域发挥它巨大的作用。当然这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新的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比如原来关税减让领域的“合理预期”原则能否适当的运用到服务贸易领域？如何找到确定服务贸易领域的非违反之诉成立的法律基础？这都是摆在理论界和专家组面前颇具挑战的难题，但总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理论上的非违反之诉和新领域的案例实践均将日益丰富、日益扩张。
三、非违反之诉扩张适用的可能性分析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3条第3款的规定实际上是非违反之诉突破货物贸易关税减让的一个开始，是它向乌拉圭回合的新领域扩张的第一步，这一扩张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遇到种种难题。
首先，货物贸易的多边贸易谈判（MTNs）成果主要集中在关税减让上，而对服务贸易来说，关税对阻碍自由化的作用是较小的，相反服务贸易大门的打开主要是通过市场准入的谈判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来实现的，而相对关税减让和承诺来说，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实施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那么专家组在评审货物贸易的非违反之诉案件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有益的原则和经验是否能直接适用、类推适用或通过改造适用于新的领域呢？针对新的领域里的特殊情况能否总结出新的原则呢？
本文认为，“合理预期”概念虽然是专家组在审理货物贸易案件时总结的有效确立非违反之诉成立的原则，但是它并不具有鲜明的货物贸易特性，因为，一成员方在谈判时做出关税减让，会对对方的关税减让或承诺所能带来的贸易利益有一个“合理预期”，同样服务贸易领域只不过是市场准入代替了关税减让的作用，一成员作出市场准入让步时，同样是以对方相应市场或交叉市场 的开放和准入为条件的，也会对此产生合理预期，从非违反之诉的宗旨和出发点来说，二者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功能和作用也是极为相似的，因此，“合理预期”原则扩张适用到服务贸易，理论上是完全有可能的。将来进而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也可进行同样的尝试。当然，不可预料的是，这种“合理预期”的确认会比货物贸易领域的复杂些，困难一些，要妥善处理新领域里的特殊因素与非违反之诉的协调显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其次，也有人对“独立式”的非违反之诉的增多表示忧虑，认为成员方在不能识别一成员方的具体措施的违法性的情况下可能径直选择“独立式”的非违反之诉寻求救济。另外，当一成员方面对一个复杂的和具有挑战性的法律问题的时候，对于一项具体措施的合理性，它可能尝试提起一个非违反之诉。这种忧虑不无道理，因为在服务贸易等新的领域，一方利益的实现依赖的是市场准入承诺和国民待遇原则，而不是关税减让，受害成员方可能更难辩明对方的措施具体违反了哪一条文。但是仔细分析,这种担心似乎又完全是多余的，因为有一点我们决不能忘记，同为非违反之诉案件恐怕非违反之诉的另一原则——举证责任倒置也会适用于新的领域的非违反之诉，可想而知，这种举证责任也会比货物贸易困难得多！货物贸易案件的发展实践表明，正是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使得各成员方在选择非违反之诉时慎之又慎，看来非违反之诉的“门槛”低是指入口的门槛较低，其“出口”的门槛并不低，甚至比“违反之诉”要高得多！严格的举证责任必然会导致各成员方继承发扬货物贸易领域的谨慎，“独立式”的非违反之诉在扩张使以后案例激增的可能性并不大。
再次，就算各成员方保持应有的谨慎，但是如果认为己方的利益确实受到抵消或减损，而又无法找到“违反之诉”的依据或者说“违反之诉”的胜算太小，那么把“非违反之诉”作为“次优”选择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就是说投诉成员方可能不顾举证责任多困难也会提出设立专家组的申请，这样就会导致非违反之诉案件剧增，虽然这些案件的胜算甚微！因此，也有学者担心过宽的管辖权可能使“非违反之诉的洪水淹没专家组”。这确实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但并不是没有办法的，如果设置相应的办法来提高投诉的门槛或者追究败诉的投诉方经济责任可能是使问题得到解决的办法，笔者认为可以对这类非违反之诉的诉方要求提供保证金的制度来迫使投诉方更加谨慎，这样有利于把初步调查的工作转移给潜在的投诉方。当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可能远不止这些，都需要到实践中才能得以发现，但是实践也总是创造出一些好的解决办法，给我们一些意外的惊喜。

1 赵维田 著 《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439页。
2 See:E-U Petersman, Violation Complants and Non-Violation Complant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34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1), PP175-200. 转引自余敏友 3左海聪 黄志雄 著 《WTO争端解决机制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P138注解一。
4 比如“预期利益”原则、据证责任原则等，不仅奠定了非违反之诉初步的的制度行基础对违反之诉同样有着启示作用。
5相应市场就是在同一领域，各方均进行减让或开放，一方的减让或开放以它方类似的减让或开放为对加和条件；交叉市场就是一方在一领域的减让或开放以另一方在另外一个或几个领域的减让或开放为对价或条件。


参考文献：
1．约翰•H•杰克逊【美】著《世界贸易体制》张乃根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王贵国 著《世界贸易组织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3．葛志荣 著《的理解》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年版
4．伯纳德•霍克曼、麦克尔•考斯泰基 著 刘平、洪晓东、许明德 译 《世界贸易组织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5．International Economics，by Dominick Salvatore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Inc.
6．赵维田 著 《世贸组织的法律制度》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7．Thoms Cottier & Krista Nadakavukaran Schefer. Non-Violation Complaints in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GATT/WTO Dispute Settlement (Ernst-Ulrich Petersman ed 1997)


A Brief Discussion on Chronological Task and Trend of Non-violation Complaint in WTO DSU

Abstrac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both oppugn and systematic rationality of Non-violation complaint on the ground of a chronological evolvement perspective. Furthermore, it analyses new development of this system, and then argues the feasibility of a widen application of Non-violation complaint from triple perspectives.

Key words: Dispute Settlement, Non-violation complaint, widen appl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