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5年工作要点》的函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关于印发《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5年工作要点》的函
建城综函[2005]13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市政委、交通委、水务局、园林局；天津市市容委；上海市水务局、交通局；重庆市市政委、交通委；各计划单列市建委；深圳市城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2005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态势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实现城市建设行业“十五”计划目标、衔接“十一五”发展的重要一年，做好2005年工作意义重大。为加强工作联系与配合，现将《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5年工作要点》印发你们，供参考。
附件：1、《城市建设司2005年工作会议计划》
2、《城市建设司2005年相关业务培训计划》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
二○○五年二月二日
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05年工作要点
2005年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经济社会良好发展态势的关键一年。按照部党组的要求和全国建设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城市建设司2005年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建设工作全局，全面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引导城市建设由粗犷型、扩张型向集约型、效益型发展，进一步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2005年的工作要点是：
一、按照加强宏观调控的要求，促进城市建设健康发展
1、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引导城市人民政府在城市建设中做到“两个控制”、“八个加强”。严格控制城市建设投资规模，防止超越地方财政承受能力搞建设；严格控制城市建设内容，防止建设脱离群众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加强旧居民区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加强地下管线的更新改造，加强居民区的园林绿化建设，加强公交专用道的建设，加强城市照明管理，加强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加强城市管理工作。总结推广常州、烟台、南宁等城市的经验，正确处理新建与改造的关系，组织对旧城区环境综合整治和配套完善。加大对供水、污水、燃气管网以及垃圾处理厂站等的投资力度，提高投资效益。
2、配合有关部门研究税费改革工作，拓展城市建设资金渠道。组织做好重点流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专项资金的计划建议工作。继续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管网改造、流域污染治理等利用国债资金的项目安排，加强对国债项目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3、完善激励机制，促进城市协调发展。以“中国人居环境奖”和“国家园林城市”、“生态园林城市”、“节水型城市”等评选活动为载体，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完善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把精力放到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上来，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和绿化建设工作。按照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要求，修订完善有关评选指标体系。大力宣传中国人居环境奖和人居环境建设成就。深入开展园林城市、园林城镇、园林单位、园林小区的创建活动。
4、建立约束机制，引导城市建设健康发展。针对城市建设存在过快过急、大拆大建和不切实际的形象工程等问题，尽快建立城市基础设施评价体系和城市基础设施评价公告制度，以形成约束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引导城市建设健康发展。
5、加强城市建设信息化工作。配合办公厅和部信息中心做好办公自动化试点工作。建立城市桥梁安全监测信息系统和城市环境卫生设施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完善供水管网改造信息管理系统和重点流域、区域污水项目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完善“中国人居环境奖”、“国家园林城市”和“节水型城市”的网上申报系统，建立园林企业资质的网上申报系统。充分发挥城市建设信息网的作用，及时发布政务信息，加强与各地城建主管部门的交流和沟通。
二、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6、抓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组织实施。督促各地抓紧落实温家宝同志“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发展和交通发展的正确战略思想”的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的部署。抓好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和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编制工作。积极开展“畅通工程”和“绿色交通示范城市”创建活动，抓好快速公交系统（BRT）示范工程的建设，全面推行公交专用道、城市交通智能管理系统的建设。修改完善公共交通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总结推广各地建立公交企业承担公益性任务的补偿补贴制度经验。
7、加强重点流域污水、垃圾治理工作。研究建立环境卫生管理、治理和应急体系。积极推进重点流域、区域城市水污染防治，督查重点流域、区域城市污水治理项目建设，重点抓好三峡库区、南水北调东线和首都水资源保护规划中的城市污水处理项目。推进污水和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组织编制污水和环境卫生“十一五”发展规划和设施建设计划。
8、加强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区域供水、供气、公共交通。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围绕统筹城乡发展，抓好小城镇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建立城镇公共环境卫生体系，抓好小城镇的污水及垃圾处理。坚持城乡统筹，大力发展区域性供水、燃气、公共交通、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市政公用设施。
9、加强城市照明管理。坚持经济实用、节约用电、保护环境的原则，坚持照明建设与当地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努力完善城市的功能照明。重点解决城市道路有路无灯、有灯不亮的问题。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制定城市照明专项规划，结合城市的建设与改造，完善照明设施，逐步做到城市照明的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大力推广节能技术，提高电能利用效率，选择高效照明器材和节能控制技术，建立节能型的城市照明体系。
三、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城市管理
10、加强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指导各地加强现有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充分发挥现有设施的功能，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加强安全管理，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指导各地对供水、供气、供热管道等设施进行改造，降低管网漏失率，提高安全性。加强城市节约用水工作，强化用水定额管理，提高污水再生利用，大力推广应用节水器具。研究制定公共停车场建设和管理的政策，逐步解决停车问题；研究制定地下管线综合建设和管理的政策，减少道路重复开挖率，推广共同沟和地下管廊建设和管理经验。开展市政设施运行情况的专项检查，完善维修养护制度，提高市政基础设施运行能力。
11、加强城市市容市貌的综合整治。总结推广山东等地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的经验，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大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大力治脏、治乱、治差，坚决清理拆除违法违章建筑，严肃查处挤占道路的行为。加大城市环境建设的投入，特别是要加快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速度。以循环经济的理念指导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推行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和综合处理，进一步提高垃圾无害化处理水平。
12、加强出租汽车行业稳定工作。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出租汽车管理 促进行业稳定发展的通知》精神，进一步指导监督各地做好出租汽车行业清理整顿工作。清理整顿出租汽车经营权有偿出让，严肃查处各类乱收费行为，严厉打击各类车辆非法运营；加强出租汽车司机队伍建设，加强对清理整顿工作的领导；规范出租汽车企业的行为。
13、加强城市管理，提高管理水平。研究建立适应新形势的城镇管理执法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综合执法试点工作，规范执法程序，整顿执法作风，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强对违反城镇规划建设等行为的监察和管理，加强对社会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和校园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把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结合，理顺城市管理体制，建立管理长效机制，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发展。
14、加强科学指导，提高园林绿化整体水平。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精神，进一步推进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编制及城市绿线管制制度的建立，修改完善《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城市园林绿化设计、施工和养护市场。加强科学指导，节约资源，推动城市开展立体、屋顶绿化，充分发挥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提高园林绿化的整体水平。抓好城市中心区和城郊结合部的绿化建设，为城市居民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印发《关于加强公园管理工作的意见》，启动城市重点公园的评定工作，加快城市湿地公园、森林公园、郊野公园等各类公园的建设，强化古典园林保护工作措施。
15、进一步推进市政公用行业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创建文明行业活动，进一步推行社会服务承诺制度和规范化服务，全面推行政务公开和办事公开制度，总结推广各地城市建设服务热线“12319”经验。
四、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
16、加快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积极稳妥地推进市政公用行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加强政策法规的研究和配套制度的制定。研究制定加强市政公用行业政府监管的指导意见，分行业制定市场准入条件、产品质量和服务等标准。开展调研，总结各地推进市场化的经验。
17、抓好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颁布供热、公交、污水处理等行业的特许经营协议示范文本，规范和引导特许经营制度的实施。
18、正确界定公益事业、公共设施的范围和内容，研究如何将市政设施维护、园林绿化养护、环境卫生保洁以及公共交通等行业的公益性项目建设、维护管理和运行所必需的资金纳入公共财政体系，推进公益性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
19、积极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工作。全面推行“暗补”变“明补”。研究保障供热的机制和困难家庭采暖补助政策，制定热计量办法，促进建筑节能。研究建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
五、按照加强国家资源管理的要求，切实加强风景名胜区监管
20、继续抓好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工作，组织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三年综合整治的验收，推动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不断提高保护和管理水平。
21、抓好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审查工作，加强风景名胜区重大建设项目规划和近期建设详细规划的审批和备案工作，严格规划管理。
22、加大风景名胜区监督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力度，提高覆盖率，拓展管理内容，加强风景名胜区的监督管理。
23、积极探索风景名胜区特许经营制度，研究资源保护性移民和建设风景旅游小城镇的鼓励政策和补偿机制，兼顾资源保护利用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需要，促进风景名胜区事业的健康发展和永续利用。
24、积极组织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建立世界遗产预备名单动态管理制度，加大对世界遗产保护监督力度。
六、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立法与政策研究工作
25、争取颁布《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做好《节约用水条例》的起草、论证工作，制定《城镇燃气安全管理条例》，修改《城市绿化条例》。
26、颁布《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和《城市排水许可管理办法》，研究起草《燃气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争取将《污水处理厂监管意见》修改为部门规章，研究城市供水水质督察办法。
27、配合有关部门全面推进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制度。颁布《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与交通部联合颁布《三峡库区船舶垃圾交接和转运管理规定》。与发改委共同制定《城镇供热价格管理办法》。
28、加强城市公共交通的法规建设，颁布《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和《城市公共汽电车管理办法》。
29、配合有关部门，尽快建立风景园林师执业资格制度，制定有关标准和管理办法。
七、按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30、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要求，全面动员、精心准备、认真学习、深入思考，按照部党组的统一部署和机关党委的安排，抓好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31、认真组织机关干部开展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重点学习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本职工作，采取自学与集中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综合素质。
32、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加强对干部的党风党纪和遵纪守法教育，提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在各类奖项的评选和资质审批的过程中，做到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严格要求评审人员廉洁自律、以身作则，不得以权谋私，不得收受礼品，不得铺张浪费。
33、认真贯彻“两同时”制度。认真贯彻《行政许可法》，加强行政审批事项的监督管理。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和办事公开制度，坚持依法行政。
附件一
城市建设司2005年工作会议计划 序号 会议名称 会议任务 出席人员 代表
总数 会议
天数 召开
时间 会议
地点
1 全国城镇水环境治理工作现场会暨城镇水环境国际论坛 总结城镇水系统的规划、建设、管理经验，研究城镇水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分管领导、相关地级市建委或相关部门负责人及国内外专家 150 3 4月份 扬州
2 供热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 总结试点经验，推进供热体制改革 有关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市政委）分管领导，省会城市供热管理部门负责人 60 2 4月份 待定
3 重点流域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工作会议 总结工作，交流经验，部署下一步工作 重点流域涉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分管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人 80 2 6月份 待定
4 快速公交系统建设及绿色交通示范城市现场会 交流有关城市快速公交系统建设的经验及绿色交通示范城市管理经验 有关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主管部门负责人及有关城市主管部门、公交企业负责人 60 3 7月份 待定
5 城建监察工作会议 总结相对集中处罚权试点工作经验；研究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交流城市管理执法工作经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分管领导，部分城市城管局长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业务司局领导 100 2 7月份 上海
6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工作会议 总结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综合整治工作，部署下一步工作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设行政园林局分管领导和相关处室，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局）负责人 250 2 8月份 黄山
7 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会议 总结全国城市绿化工作会议以来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经验；部署今后工作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分管领导、省会城市建设（园林）局负责人 100 3 8月份 北京
8 全国环境卫生工作会议 加强环卫体系建设工作；推进垃圾处理收费和企业改制；促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市场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主管部门领导、副省级市、省会城市环卫局局长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业务司局领导 150 3 9月份 北京
9 南水北调受水区域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工作会议 研究南水北调受水区域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工作 各有关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 80 2 10月份 待定
附件二
城市建设司2005年相关业务培训计划 序号 培训项目 培训方式 时间 地点 培训负责单位
1 城建监察行政执法培训班（一期） 授课、研讨、考察 3月份 杭州 中国城科会城建监察专业委员会
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
2 水质检测培训班 集中授课
现场操作
3月份 待定 中国城镇供水协会
3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培训班 集中授课 4月份 北京 市长培训中心
4 城市生活垃圾及卫生填埋渗沥液处理技术培训班 授课、研讨与考察 5月份 待定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5 世界遗产保护研修班 集中授课 5月份 待定 建设部干部学院
6 城市桥梁管理系统及养护维修管理、事故处理培训班 集中授课
现场实践 6月份 待定 上海市城市建设学校
7 城建监察行政执法培训班（二期） 授课、研讨、考察 6月份 新疆 中国城科会城建监察专业委员会
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
8 供热体制改革培训班 集中授课 6月份 待定 中国城镇供热协会
9 快速公交系统（BRT）建设培训班 集中授课 6月份 待定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
10 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总体回收技术培训 授课、研讨、考察 7月份 待定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11 燃气安全管理培训班 集中授课 9月份 待定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
12 城市供水、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培训班 集中授课、研讨 9月份 待定 中国城镇供水协会、
市政协会排水委员会
13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烟气处理技术培训班 授课、研讨、考察 9月份 待定 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
14 城市照明管理培训班 集中授课 10月份 待定 中国市政协会
15 风景名胜区特许经营制度专题研修班 集中授课 11月份 北京 建设部干部学院
16 节水型城市考核指标培训 集中授课
现场考察 11月份 待定 中国城镇供水协会
城市节水委员会
17 城建监察行政执法培训班（三期） 授课、研讨、考察 12月份 珠海 中国城科会城建监察专业委员会
扬州大学城市管理研究中心
18 全国园林绿化行业领导干部培训班 集中授课 待定 待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建设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19 园林企业经理培训班 集中授课 待定 待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建设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20 市政公用行业特许经营和市场监管培训班 集中授课 待定 北京 市长培训中心
21 《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宣传贯彻培训班 集中授课 待定 待定 建设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分离
中国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另一种思路
陈瑞华 北京大学
关键词: 定罪 量刑 分离 程序
内容提要: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审判的中心问题，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只有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开来，才能解决刑事辩护不充分的问题。只有构建专门的量刑听证程序，控辨双方才可以真正有效地参与量刑的决策过程，并通过行使诉权来制约裁判权，也可以适度提升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一、引言
迄今为止，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英美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二是大陆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在前一模式中，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断”与“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前一阶段采取对抗式的诉讼模式，要受到证据规则的严格约束，事实裁判者通过听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盘问，要对被告人是否构成起诉罪名的问题作出权威的裁断。[1]被告人一旦被确认为有罪的，法官会就量刑问题举行专门的听证会，由缓刑机构或社会工作者当庭发表“量刑前调查报告”，听取检察官、被告方甚至被害方的量刑意见，然后作出量刑裁决。而在大陆法的一体化模式中，刑事法庭经过完整的法庭审判，既要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要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作出裁决。与英美模式相比，大陆模式确定由同一审判组织，经过同一审判程序，适用同一程序和证据规则，同时解决定罪和定罪后的量刑问题。[2]
中国1996年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对抗式诉讼制度的要素，冲淡了原来的超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确立了所谓的“抗辩式”或“辩论式”审判程序，[3]但在定罪与量刑的程序关系上，仍然维持了与大陆法国家相似的固有模式。按照这一模式，刑事审判程序的设置主要是围绕着控制定罪问题而展开的，对犯罪人的量刑不是法庭审判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裁判者没有将量刑问题纳入法庭调查的对象，而最多在法庭辩论阶段将其视为附带于定罪的问题；无论是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还是被害方和辩护方，都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有罪被告人的量刑情节、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进行有针对性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主要是由法官通过一种“办公室作业”的秘密方式来完成的。
近年来，中国法院在量刑问题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公诉方与辩护方都只是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法庭质证和辩论，法庭根本不给予双方就量刑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由此导致在这些案件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辩护不充分的问题。[4]而在那些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仍然围绕着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调查证据和组织辩论，对于案件的量刑基准以及各类量刑情节则缺乏必要的调查和辩论。法院判决书对量刑的理由很少给出充分的说明，这势必导致被告人、辩护人经常难以认同法院在量刑上的裁判逻辑。在大多数情况下，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往往只关心定罪问题，而对于量刑问题既不发表意见，也不提出专门的证据和事实，而任由法官在法庭之外对量刑问题做出裁断。但是，法院对于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都适用缓刑，尤其是对那些国家公职人员涉嫌渎职犯罪的案件，法院适用缓刑的比例更是高达85％以上。而对于这种裁判结论，法院在裁判文书中一般很少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检察官对于法院的量刑裁断权提出异议，要求检察机关提出量刑意见、加强对法院量刑问题“法律监督”的声音不绝于耳。与此同时，在那些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过于重视定罪问题的法庭审理程序根本无法给予被害人参与量刑决策过程的机会，法官通过阅卷和庭外调查等方式来审核量刑问题，使得被害人被排斥在量刑程序之外，难以对法院的量刑裁决施加积极的影响。不少被害人对法院的量刑裁决都有不满之声，甚至为此走上申诉、上访之路。
考虑到被告人当庭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仅占很少的比例，控辩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很少就定罪问题发生争议，因此可以说中国刑事审判中的问题其实主要是量刑问题。而在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二为一的诉讼框架下，控辩双方都被排除在量刑的决策过程之外，被害人也难以对量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表达异议，法官在量刑上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势必会普遍出现。近年来，基于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之缺陷的认识，一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和检察院对量刑程序做出一定的改革。例如，越来越多的检察机关开始探索“量刑建议”的改革，就量刑的种类和幅度向法院提出明确的意见，法院则就量刑问题组织控辩双方进行辩论，并在裁判文书中就其量刑裁决说明理由，检察机关则根据法院采纳量刑建议的情况做出是否提起抗诉的决定。[5]又如，一些法院开始在法庭审理程序结束之后试行“缓刑听证”制度，给予控辩双方、被害方以及来自社区、学校和当事人家庭的各界人士参与听证的机会，并就是否适用缓刑问题发表意见和进行辩论。[6]再如，很多法院对少年案件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制度，法官、陪审员或者社会工作者就少年被告人事先进行社会调查，并在开庭时提交并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对于被告人的出身、成长、社会关系、学校教育、平常表现、前科等问题提出相应的证明，并就量刑问题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各方就最终的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官在听取这些报告和辩论的基础上做出量刑裁决。[7]可以说，中国法院在量刑程序问题上出现了自生自发的改革迹象。
最高法院在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关于其他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并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8]这显示出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审判模式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量刑程序的改革问题做出简要的讨论。笔者将对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做出反思性评论，然后提出将定罪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的主要理由，对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制度构建提出初步的设想。
二、定罪与量刑的一体化模式及其缺陷
尽管中国与大陆法国家在刑事审判制度上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但在定罪与量刑的关系上却采取了大体相似的程序模式。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对这种具体制度上的差异忽略不计，而通过与英美法中的定罪与量刑的分离模式作比较，来总结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的特征，并对其做出初步的评价。
在英美刑事审判制度中，定罪裁判与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信息被明确区分开来。缓刑监督机构的量刑前调查制度，使得大量与定罪无关的证据材料和事实信息被系统地收集起来。作为一种受法官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机构，缓刑监督机构具有相对的中立性，它所提交的量刑前报告可以涵盖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和信息。由于不受证据规则的限制，这些证据和信息只要有助于法官确定被告人罪行的性质、后果以及被告人的人格及其再犯可能的，就都具有可采性。甚至就连被害人都有机会将自己及其家庭因犯罪所遭受的伤害后果陈述出来，并提交给法官作为量刑的信息来源。量刑听证制度的设计，不仅给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甚至被害人提供了一个参与量刑裁决过程、影响法官量刑决定的机会，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法官量刑决策的合理性。因为无论是缓刑官员提交的量刑前调查报告，被害人做出的影响陈述，还是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就量刑问题所提出的证据和意见，都使得法官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与量刑有关的信息来源，各方的参与还使得量刑听证具有“量刑评估”的效果。相对于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单方面地依靠听审和阅卷来确定量刑种类和量刑幅度的裁判方式，英美法官在量刑信息的取得上要更为完整和全面，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也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约束。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英美模式是完美无缺的。通常情况下，一种制度的优势有时从另一角度来看恰恰构成了它的劣势。定罪与量刑的分离，势必造成同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司法裁判过程，控辩双方也要前后两次出席法庭审理，参与法庭证据调查和辩论。这不仅会给法院带来不同程度的办案压力，导致诉讼成本投入的增加，影响诉讼的效率，而且还使控辩双方承受更大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旨在应付诉讼活动的精力和财力。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还会带来诉讼结案期间的冗长拖沓，被告人长时间地接受定罪和量刑方面的裁判，也可能长时间地受到不适当的未决羁押。
相对而言，大陆法国家所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英美模式的缺陷。因为在这一模式下，定罪与量刑要由同一审判组织经由同一审判程序来形成裁判结论。法庭经过一次连续的审理过程，既决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又对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加以裁决。由于不实行英美法意义上的陪审团制度，职业法官与陪审员拥有完全相同的审判权。大陆法国家的刑事审判制度中不存在较为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旨在限制证据之相关性、合法性的规则也相对简单得多。再加上法官在开庭前要全面查阅案卷材料，法庭上又可依据职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顺序和方式，因此，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既显得十分流畅，又避免了冗长拖沓。在法庭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所有裁判者发表意见的基础上，依次对罪责问题和量刑问题进行投票，产生裁判结论。这种一体化的程序模式无疑是富有效率的。不仅如此，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在定罪与量刑裁决形成之后，还会就其裁判结论充分地阐述理由，并在裁判文书中对这些理由作出较为详细的记载。这种详细阐明裁判理由的做法，无疑对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构成一种有效的约束。
尽管如此，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模式，在正当性和合理性上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厉的批评。在英美学者看来，在同一审判程序中做出定罪和量刑两个决定，无疑会带来一些十分棘手的问题：“除了列举证明有罪或者无罪所需的证据外，法庭还必须十分小心地收集其他量刑所需的证据。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本身也必须考虑证据、发问并在集中于证据、提问以及解决有罪与否问题所必须的主张的同时，就量刑进行辩论。”但是，由于控辩双方提出的证据和主张经常发生矛盾，他们“经常不得不选择事先做出定罪决定还是先做出量刑决定”，这对辩护律师来说显得尤为艰难，因为“辩护律师很难既主张被告人无罪，同时又主张他对自己的罪行有所悔改”。不仅如此，由于定罪与量刑在同一程序中加以决定，“法官有义务将被告人先前的犯罪记录作为庭审中的证据”。[9]因此，无论是职业法官还是陪审员，都很难避免这些犯罪记录对于他们做出定罪裁决的影响。
无论是英美学者还是大陆学者，都指出大陆法实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具有两个基本的缺陷：一是容易削弱无罪推定的效力，造成被告人诉讼地位的降低；二是造成法官在量刑上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难以获得较为充分的事实信息，更无法在量刑裁决过程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在前一方面，因为法庭在尚未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之前，即调查被告人的犯罪前科问题，这容易削弱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效果，也可能使陪审员产生被告人有罪的印象。同时，在被告人保持沉默、拒不认罪以及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情况下，辩护律师难以就被告人的量刑问题充分发表意见，而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选择支持无罪辩护，则没有机会充分地发表从轻量刑意见；如果提出各种旨在说服法庭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则会出现辩护律师在一场审判中先后作无罪辩护与从轻量刑辩护的局面，使得无罪辩护的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
而从后一角度来看，大陆法国家的法官做出量刑裁决所依据的信息与定罪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法庭几乎不可能对被告人的罪行展开全面的社会调查，包括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原因、成长经历、社会环境、被害人过错、家庭和教育情况等因素，不可能在法庭审理中受到认真关注。法庭也不可能对犯罪造成的各种后果给与全面的关注，诸如犯罪给被害人带来的身体伤害、精神创伤，犯罪给被害人家人所带来的各种损害，犯罪给社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难以成为法官的量刑信息资源；法庭更不可能对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未来的刑罚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法官更多地将精力放在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控辩双方也更多地关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关注被告人的再犯可能以及所采取的刑罚是否足以遏制犯罪等刑罚效果层面上的问题，大陆法国家因缺乏类似英美缓刑监督机构那样的专业机构的参与，更没有可能就刑罚效果问题展开认真的辩论和评估。于是，尽管控辩双方有机会提出量刑意见，但量刑总体上是法官在“评议室”内完成的裁判事项，量刑信息既没有经过充分的辩论和审查，也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社会调查，而完全成为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事项。[10]
三、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基本理由
根据前面的分析，大陆法所确立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模式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批评。就连大陆法国家的一些学者也指出了这种程序模式的一些缺陷。中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在那些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这种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已经显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被告人选择有罪供述或者放弃无罪辩护的案件中，法庭也没有将审判的重心放在量刑问题上，而仍然将极为有限的时间投入到对定罪问题的审查之中。中国近年来的刑事司法改革试验也充分显示，一种以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为宗旨的量刑程序改革是有相当大的生命力的，而从长远上看，这种改革最终将逐渐导向定罪与量刑程序的分离，也就是一种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的全面构建。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将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予以分离呢？这种改革的正当性究竟是什么？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从刑事辩护的充分性、公诉权的延伸、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量刑信息与定罪信息的区分、被害人的诉讼参与以及刑事证据法的定位等五个方面，来对这种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化改革的理由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刑事辩护的充分性问题
现行的定罪与量刑一体化的诉讼模式，造成定罪问题成为法庭审判的中心，被告人、辩护人对于法院的量刑决策过程存在着明显的参与不足、影响力不充分的问题。这在被告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得到淋漓尽致的显示。[11]德国学者赫尔曼教授明确指出：“在德国的庭审中最后辩论可能给辩护律师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想要主张被告人无罪，他或者她将申请无罪释放。由于律师无法确定法庭是否一定会判决无罪，他必须同时解决一旦被告人被认定有罪应当判处何种刑罚的问题。由于美国刑事诉讼中存在一个单独的量刑庭审，辩护律师就不必面临这种困境。”[12]
在中国刑事审判过程中，那些选择无罪辩护的被告人、辩护人也经常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两难的诉讼境地：被告人如果做出了无罪辩护，强调本案“证据不足”或者自己“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就只能按照这一口径进行诉讼活动，而根本不可能在法庭调查环节强调旨在证明被告人罪轻的事实和情节，也不可能在法庭辩论阶段再来论证“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必要性”。否则，被告人、辩护人会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后面所作的有罪辩护意见势必会对前面的无罪辩护观点形成一种否决作用。于是，辩护律师在选择辩护方向时经常存在一种不可兼得的无奈心理：如果做出无罪辩护，就意味着在法庭上根本没有机会强调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如果充分指出那些旨在说明应对被告人“从轻量刑”的事实和情节，就只能跟无罪辩护无缘了。在近期发生的许霆案件中，控辩双方在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议，双方在长达4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只就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展开质证和辩论，而根本无法顾及被告人的量刑问题。而量刑问题恰恰是本案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原因之一。
其实，对被告人而言，量刑与定罪属于两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已开始打算作无罪辩护的被告人来说，在他们发现说服法庭作出无罪判决没有希望之后，也会希望有证明自己应被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罚的机会。然而，现行的定罪与量刑程序一体化的诉讼模式，却从根本上剥夺了被告人提出新的辩护意见的机会，造成在那些被告人选择无罪辩护的案件中，辩护主张不充分、辩护理由难以全面阐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