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两年来会东县域杀亲案件数目增多（去年4件，今年到目前为止有6件，今年于去年案件数上升了50％），作案手法触目惊心，悲情辐射范围广的现状，作为县人民检察院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不得不在执尺量法的严竣面孔之下，承受人性考量的波澜起伏之重，其心怜，其心悯，其心哀！几十载亲情一朝散，相煎何急为哪般？笔者对此心如堵物，欲穷尽浅薄心智，以实际案例为引，试图探出人世间如此大悲酿就的根源，藉此释怀警示，以期能免此版人伦悲剧再来。
一、典型案例列举
案例一：2011年8月3日22时许，犯罪嫌疑人余某某（会东县鲁吉乡人）与其子余某因家庭纠纷发生矛盾，余某某在余某家大门内的院坝上持水果刀杀伤余某后到乡人民政府投案自首。余某在送医院抢救途中死亡，经鉴定，余某系锐器刺伤致肝脾破裂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案例二：2011年12月22日晚21时许，汪某某（会东县鲁吉乡人）与邹某某之妻应某某有不正当两性关系，为达长期苟合之目的，二人共谋杀害邹某。汪、应二人以偷电缆为名将邹某骗至本村一小地名为“箐泥沟”的公路上等候，23日凌晨5时左右汪某某趁邹某某不备将其从摩托车上推至地上进而捡起石头猛击其头部，又将邹某某推下山崖致邹某某颅脑损伤死亡。
案例三：2012年6月7日9时许，王万某（会东县长新乡人）两兄弟因土地纠纷，在本村“周家对门”打架，王万某用刀将其兄头部砍成重伤。
案例四：2012年6月15日凌晨2时许，孟某某（15岁，在校学生，会东县洛佐乡人）因自称其父母经常吵架且打骂自己，又对自己漠不关心，趁家人熟睡之机从灶台上拿不锈钢菜刀先砍其母唐某某脖颈与下颌骨处一刀，遭母亲反抗后孟某某在连砍数刀之后将其母脖颈割断。因担心恶行被妹妹认出，孟某某遂将受惊躲避在床的妹妹孟某拖出割断其脖颈，导致唐某某、孟某失血性休克死亡。孟某某又绕到奶奶李某某厢房将其脖颈割断，截至案件提捕移送我院时李某某尚在攀枝花中心医院治疗之中。
诸多杀亲案件在此不忍赘叙……
二、亲杀案件原因分析
为探究亲杀案件的形成原因，笔者通过在审查逮捕环节对以上案件的作案动机、作案目的进行认真而仔细的提讯，还与驻所检察室的干警一道对在押疑犯以入所教育的形式进行面对面交谈找出其事前的纠结徘徊、事中的狂躁难抑、事后的追悔莫及等心态变化。通过归纳分析，案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农村社会养老救助保障机制缺位弊端凸显。
父亲杀儿子，此处并非阶级斗争时期的派系信仰对立所至，也非子犯王法之禁父为免连坐大义灭亲之举，实因一家庭琐事而起，但探其中也能反映出农村社会养老体制的空位之患。余某某只有余某一亲子，在我县农村儿子为父母养老已成定俗的情况下，余某某也由余某按时供给粮油以颐养天年。事发当日，父子俩因琐事争吵，余某气愤声称要将其父粮食拿走，余某某以为这是儿子要断自己的生路便拿起桌上的水果刀刺向儿子，心想给他一个教训，没想到从此父子俩天人相隔，儿子的死成了铁窗内这个七旬老父心中的永久复杂伤痛。
如果农村也有诸如城市低保之类的富有成效的保障性政策，家庭赡养不成其为唯一的活命之道，排除个案犯罪嫌疑人的极端性格所至外，与赡养有关的家庭口角断不至于上演成为提刀相向的人伦悲剧。家庭矛盾是永远的插曲，如果一旦矛盾深化，子不养的情形出现，作为年老体衰无生活来源的老人将无计可施，矛盾的程度也就演化为“斗争”甚至是“革命”，如农村有富有成效的低保制度，那会是家庭赡养断裂后老人心中的第二根救命稻草，矛盾得缓，非命可少。当然，所幸目前我国已针对农村探索性地启动了这一保障机制，相信老有所养的背后是以可行性的福利政策制度为保障。
2.个人性格偏激，法制观念淡薄。
农村仍是我国法治进程亟待加快的区域，许多人不了解法律诉求的具体渠道，“告状无门”往往诉诸私力，不计后果。从以上四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这些矛盾其实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得以解决，如果子女真不孝、夫妻反目，可诉诸法律也可由双方信得过的亲戚劝解；如是父母冷漠自己，厌倦家庭不和可与同伴谈心寻求慰藉，也可好好的与家长以真情交流……正因为其畸形的性格与法制观念的淡薄，这些悲剧的主演者方才冒道德与法律之不韪，以命相搏。
3.夫妻关系破裂，久走极端引发命案。夫妻因性格不合或婚外情，导致夫妻关系紧张，处于破裂边缘，矛盾长期积累，又不能理智地通过合法途径解决，便容易矛盾激化，采取极端行为。
4.德育失方，孝道失常。
家庭教育是人一出生就得进行的教育，事关个人早期良好性格的形成，作为童蒙读物的《三字经》中就曾说到“苟不教，性乃迁”，可以说这家教意义深远。当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物质条件的提高，为人父母者均视子女为掌中宝，望子女成龙凤的心理普天皆同。这父母彻彻底底的大爱原本并无可厚非，但掌握不好家教的正确方法，溺爱也就随之出现，长此以往，孩子性格就易自私偏激，传统中国的启蒙教育第一位的孝道也就当然地岌岌可危了。父母懂“子不教，父之过“的老理，子女就未必知道“弟于长，宜先知”的篇章，更别指望今日宠儿在自己迟暮之时“孝于亲，所当执”了。
学校教育是继家庭教育之后的又一重要环节，对于修补家教中的缺失，培养博爱的心性提供了更为宽泛的社交环境。而当前的素质教育更偏向于应试，多数还是以学生的考分为升级、择校的唯一标准，道德的考试还未有专场。当然对道德进行可行而明确的考量确实难度太大，但更加注重德行元素注入的学校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三、建议采取的对策
1.健全社会救助保障体制。应全社会参与全方位地建立健全社保及救助机制，主要体现为对老弱病的基本生存保障和对家庭暴力的管控调和。对于符合政策的予以发放救助款项，但受国情及实际运作等困难的影响，完全依赖国家也是不可取的，对于那些恶意不孝敬父母，不抚养子女的人可以建立孝心信用档案，限制其一定用途的贷款或其他优惠政策，对于减少全方位社保的压力应该可以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2.加强法制宣传与打击，提高社会矛盾大调解体系的协作能力。各级司法机关应为法制宣传的主要力量，各有关组织社团及志愿者及影视传媒应以各种通俗易懂的形式宣讲法律，特别是具体的法律诉求途径，让其知问题是可以合法地得以解决的。形成公安、司法、民政、妇联及其他基层组织和基层调解员协调联动、有序衔接、反馈及时、联合化解的“大调解”工作格局，将家庭矛盾化解在初期。农村有家庭关系不和睦时，父母的慈爱换不来子女的孝心，邻里的劝解也改变不了其心性，师长的谆谆教导对此毫无用处，所以单独的仁爱是可怜的宣道者而法制的利剑方能激起他的畏惧心理，对杀亲案件应区分具体情况，以打击为主，使其改变原本固执而错误的观念。
3.加强家庭及学校教育，重拾传统孝道美德。面对经济社会偏重物质化追求的不良社会风气，不断反思我们应有的精神家园中的道德缺失是当务之急，诸多惊世大案正以血泪在悲哀地呐喊转述。因德行的养成是漫长而潜移默化的过程，它来源于自识自省，但孩童时代的教育正是矫正的关键所在，所以加强教育也是势在必行了。笔者建议把《三字经》等古代儿童必读书记从图书馆不起眼的角落请出，去除一些近愚的思想，佐之以现代更符合实情的解读，把它在家庭教育中予以普及，让性善的儿童知道万善首为孝的道理。此外，为人父母者也当以自己的孝行为表率，从细节处去感染孩子，让其知荣辱，明孝悌。学校是正规教育的场所，它可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应以德为先，让其先知道“首孝悌、次见闻”方才去“知某数、识某文”。
父子相残、夫妻反目、兄弟成仇这与普通的刑事案件有所不同，它突破了至亲血缘的天然亲近，越出了人性向善的伦理底线。要解决这一现象还需要德治与法制的两相配合，需要个人、家庭、社会的有机协作，总之这是一个系统而与世长存的重大工程，需群策群力，方能将上善之孝铸进世人的心里。
作者：会东县人民检察院侦监科干警 赵宗荣
会东县人民检察院政治处副主任 李永健
包头市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大常委会
包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
《包头市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已经2012年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现予公布，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2年6月21日
包头市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条例
（2011年12月27日包头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2012年5月30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条 为了帮助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赡养、抚养、扶养的近亲属(以下简称近亲属)解决特殊生活困难，规范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生活困难需要给予救助的，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刑事被害人救助，是指因受犯罪行为侵害造成被害人严重伤残或者死亡，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无法及时获得赔偿，确有生活困难，给予的一次性经济救助。
本条例所称办案机关是指办理刑事案件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
第四条 刑事被害人救助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与社会保障和其他社会救济相结合；
(三)公正、公开、及时、便捷。
第五条 市和旗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资金列入本级年度财政预算，分级筹集、专项管理，专款专用。
财政部门负责刑事被害人救助资金的审核、管理、拨付和监督。
审计部门负责监督同级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资金的使用、管理。
第六条 提倡和鼓励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开展刑事被害人捐助活动。
第七条 办案机关负责刑事被害人困难救助申请的受理、审查和救助金的发放。
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卫生、金融保险等部门，嘎查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应当配合办案机关的调查核实工作。
第八条 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申请救助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刑事案件属于本市管辖；
(二)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侵害造成重伤害或者死亡，近亲属与其共同生活或者依靠其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三)犯罪行为非由刑事被害人实施不法行为直接导致；
(四)未放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五)无法通过诉讼获得赔偿；
(六)无法获得工伤赔偿、保险赔付；
(七)未接受过涉法涉诉和社会救助；
(八)因犯罪行为造成刑事被害人家庭生活水平低于本市最低生活保障线；
(九)在刑事诉讼期间内。
第九条 申请救助应当向下列办案机关提出：
(一)刑事案件处于立案侦查阶段，无法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或者正在侦办尚未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向公安机关提出；
(二)刑事案件处于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的，向检察机关提出；
(三)刑事案件处于审判阶段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处于执行阶段，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无力履行赔偿义务或者因证据不足宣告被告人无罪的，向审理案件的审判机关提出。
第十条 申请救助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特殊情况也可以口头申请。口头申请的，受理申请的办案机关应当记录在案。
第十一条 申请救助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救助申请书；
(二)有效身份证明；
(三)刑事被害人的医疗救治材料、司法鉴定结论或者死亡证明；
(四)由刑事被害人居住地嘎查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家庭生活困难证明；
(五)其他与申请救助有关的材料。
第十二条 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在办案机关受理其救助申请期间或者已经获得本条例规定的一次性救助的，不得再提出救助申请。
第十三条 救助申请属于本办案机关受理，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办案机关应当受理。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办案机关应当在收到救助申请材料的当日，告知申请人补正。
第十四条 办案机关应当对救助申请及时审查，并在受理救助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给予救助或不予救助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对疑难复杂的救助案件，至迟不得超过三十日。决定不予救助的，办案机关应当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办案机关决定给予救助的，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向办案机关拨付救助金。
办案机关在收到救助金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应当将救助金一次性发放给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
第十五条 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不服不予受理、不予救助决定或者对救助金额有异议，可以向办案机关申请复议一次。办案机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答复申请人。
第十六条 救助金额应当根据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侵害所造成的实际损害后果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实际赔偿情况、刑事被害人家庭经济收入状况和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必须的支出等情况确定。
救助金额一般不超过决定给予救助时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十二个月的总额。有下列特殊困难情形之一的，可以适当增加救助金额，但是一次性救助的金额不超过决定给予救助时本市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十六个月的总额：
(一)刑事被害人医疗救治费用为家庭年收入三倍以上的；
(二)刑事被害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刑事被害人死亡，救助申请人无劳动能力或者患有严重疾病且没有其它经济来源的。
第十七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救助条件，由于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因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或者其它原因没有提出救助申请的，办案机关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给予救助。
第十八条 刑事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获得救助后，办案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有能力履行民事赔偿义务的，应当依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赔偿义务人追偿。追偿的资金应当扣除救助资金。
第十九条 救助申请人以隐瞒家庭财产、经济收入等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等欺骗手段获得救助金的，由办案机关予以追缴；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办案机关应当将刑事被害人救助情况的材料随案移送，已经结案的应当归档。
第二十一条 办案机关应当在年终向财政部门报送当年救助资金的发放明细，并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
第二十二条 办案机关和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为不符合条件的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审批、发放救助金；
(二)虚报、克扣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救助金；
(三)贪污、挪用救助资金的；
(四)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