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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工作的意见

安委办〔2009〕1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务院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

近年来，按照国务院的总体部署，全国金属非金属矿山领域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矿山数量多、规模小、布局不合理等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事故总量仍然偏大，特别是重特大事故尚未得到有效遏制，非法违法建设、生产经营造成的事故仍然占较大比例，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通知》（国办发〔2009〕32号）精神，切实做好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工作，促进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现就进一步做好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一）总体思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三项行动”，以“治乱、治散、治差”为重点，着力打击金属非金属矿山领域非法违法建设和开采活动，依法取缔无证开采，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严重超层越界开采的矿山，清理纠正不符合安全生产标准的新建、改扩建项目，促进全国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二）工作目标。到2009年底，金属非金属矿山开采安全生产秩序进一步好转，无证开采和超层越界开采等非法违法行为得到有效制止；小矿山基本实现正规开采，安全设施得到较大改善，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技术素质有一定程度提高；小矿山（含尾矿库）数量在2008年基础上减少5000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有较大幅度下降，重大事故得到有效遏制，努力杜绝特别重大事故。

二、整顿和关闭的重点对象

（一）整顿的重点对象。

1.不符合矿产资源规划和矿业权设置方案，已经纳入资源整合范围的矿山。

2．一个矿体存在多个开采主体，严重影响安全生产的矿山。

3.存在以采代探、超层越界开采、不同矿山井下相通的地下矿山。

4.新、改扩建项目未依法履行立项审批和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查程序，违法建设、生产经营的矿山。

5.未采用分台阶(分层)开采的露天矿山和未实现机械通风的地下矿山。

6.采矿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到期未提出延期换证申请的矿山（含尾矿库）。

7.发生过较大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矿山。

8.坝体超过设计坝高、超设计储存尾矿、超量排放尾矿、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尾矿库。

（二）关闭取缔的重点对象。

1.未依法取得地质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和安全资格证书等证照，擅自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生产的矿山。

2.不符合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有关矿种最小开采规模的矿山。

3.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矿山。

4.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规定，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指令、在限期内未完善相关手续的矿山。

5.私挖滥采、严重超层越界开采的矿山。

6.危库、险库未按要求治理或治理后仍不符合安全要求以及未经审批擅自再利用尾矿的尾矿库。

三、关闭程序和标准

（一）关闭程序。

关闭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做出决定。对决定关闭的矿山（含尾矿库）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告，公告期结束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对拟关闭矿山（含尾矿库）实施关闭，并负责组织有关部门对关闭工作实施验收。

（二）关闭标准。

1.吊销或注销工商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安全资格证等相关证照。

2.拆除供电、供水、通风、提升、运输等直接用于生产的设施和设备。

3.地下矿山要炸毁或填实矿井井筒，露天矿场要恢复地貌或治理边坡，尾矿库要履行闭库程序。

4.消除重大安全和环境隐患，地表设立明显警示标志。

5.清理收缴矿山留存的民用爆炸物品。

6.妥善遣散关闭矿山的从业人员。

四、方法步骤

（一）制定方案，明确职责。

各地要制定整顿关闭工作方案，明晰工作职责，分解任务指标。整顿关闭工作方案原则上由地方人民政府组织制定并下发，工作方案要明确整顿关闭工作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并具体细化各相关部门的职责。

（二）安排部署，摸底排查。

根据工作方案，相关部门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安排部署整顿关闭工作。要按照整顿关闭要求对辖区内的金属非金属矿山和尾矿库进行摸底排查，研究提出整顿和关闭矿山企业名单。

（三）履行程序，关闭到位。

各级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按照“关闭标准”确保关闭到位，并履行关闭验收工作程序。

（四）认真总结，全面深化。

各地要认真总结经验，认真解决整顿关闭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创新整顿关闭工作新机制，并积极探索整顿关闭工作常态化的措施和手段，防止反弹，确保整顿关闭工作成果的巩固，确保工作不断深化。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开展金属非金属矿山整顿关闭工作，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安全发展，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深入落实安全生产“三项行动”的有效措施，是有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实现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迫切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充分理解整顿关闭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加强对整顿关闭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安委会办公室要积极主动做好整顿关闭的协调工作。

（二）明确责任，强化执法。

各地要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执法工作机制，明确并落实国土、发展改革、公安等各相关部门在整顿关闭工作中的责任。进一步强化非煤矿山整顿关闭的行政执法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存在的重大问题。要按照职责分工提出需要关闭的矿山（含尾矿库）名单，由指定部门汇总后，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并通报证照颁发管理机关，依法吊（注）销相关证照。

（三）严格标准，提高门槛。

各地要加强调查研究，尽快制定各矿种最小开采规模标准，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或政策，提高金属非金属矿山的市场安全准入门槛。要探索建立矿产资源开发安全准入制度，完善矿山建设项目审批机制，在项目审批、核准、备案过程中严格安全生产条件。

（四）抓好典型，强化宣传。

各地要选择辖区内整顿关闭的难点地区和重点企业，加强调研与指导。同时，要注重发现和培养典型，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要发挥舆论的监督作用，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对整顿关闭不力的地区和单位要及时予以曝光。要建立并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推动整顿关闭工作。

（五）加强检查，督促落实。

各地要强化整顿关闭工作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通报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促进责任和工作落实，确保完成金属非金属矿山关闭计划。同时，通过监督检查，推动整顿关闭工作向纵深推进，并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和安全法规，推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建立。

附：2009年全国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关闭数量计划表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6287/2009/0508/59372/files_founder_294423059/394726742.xls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九年五月七日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之问题研究
陆碧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摘要：2011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现行刑法作了许多修改。其中，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之一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次修改是本次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定罪，改变了“肇事后再处罚”的方式，对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正式法律化。本文在讨论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原因以及本罪构罪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危险驾驶罪的几点完善意见。一是危险驾驶罪客观方面中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和种类需要进一步厘清；二是本罪的入罪标准还需进一步细化；三是本罪的处罚力度需适当增加；四是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后与刑法其他罪名的衔接问题需要进一步明确。
关键字： 刑法修正案 危险驾驶罪 醉驾 追逐竞驾
一、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
(一)治理各种危险驾驶行为的现实需要
近来，全国各地的交通肇事案件都呈递增、频发态势。特别是“成都孙伟铭醉酒驾车案”和“杭州飙车撞死人案”，引发了社会对如何打击和防范交通肇事行为的强烈关注。一起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迅速上升为全国性的公共舆论事件。来自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自2009年8月至12月，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30.4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1万起。2010年，全国公安交管部门共处罚酒后驾驶63.1万起，其中醉酒后驾驶8.7万起。一件件血淋淋的事故和一串串庞大的数字让我们不得不开始重视各种危险驾驶行为的治理。自然，人们开始关注法律、关注司法、关注刑罚。
(二)弥补刑事法网不足的立法需要
诚然，如果法律规范对某一危害行为的约束力及威慑力不够，就会导致某种不良事件的增多。笔者认为，对交通肇事立法上的不足和司法上的轻刑化也是各种危险驾驶行为久治不减甚至呈增加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一，从立法方面来说，我国现行刑法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规制存在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刑法规范对相关罪名的规定存在标准不明和界限不清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对危险驾驶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如何定性，究竟按交通肇事罪还是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法律缺乏明确规定，形成了盲点。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两个罪名的刑罚有着天壤之别，适用不同罪名意味着对城市道路危险驾驶行为完全不同的法律威慑力，直接影响对其打击的力度。
其二，从司法方面来说，一方面，交通肇事罪的轻刑化不足以让司机引起足够重视，醉酒驾驶也无法成为机动车驾驶员思想意识中的“高压线”。另一方面，交通肇事的轻刑化使得公、检、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思想上形成了思维定式和习惯做法，容易忽视对重罪证据的收集。这种习惯做法，使现实生活中大量发生的酒后驾车导致恶性事故，甚至肇事后高速逃离现场过程中又导致多人死伤等情况，基本上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而且一般情况下多以缓刑结案，肇事者不过是赔钱而已，造成了严重的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
对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治主要依靠法律，法律如果失之于宽泛，缺乏针对性，不能相对明确，就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治效果。在我国机动车高速发展的现阶段，立法部门当然有必要针对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在立法上进行规制。

二、危险驾驶罪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
从法条我们可以看出，危险驾驶罪包括两个行为，一是“醉酒驾驶”，一是在道路上“追逐竞驶”。前一行为属行为犯，不用达到“情节恶劣”，只要酒后驾驶达到一定标准，就以危险驾驶罪定罪处罚，而后一行为属危险犯，即在道路上追逐竞驾，要使存在一定危险即情节恶劣才以本罪入罪处罚。所以，对于危险驾驶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就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醉酒驾车和酒后驾车的界定
如何界定“醉酒驾车”和“酒后驾车”是认定本罪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标准。基于我国目前对醉酒的相关规定 ，因为有了明确的考量标准醉酒驾驶可以通过测试设备、抽血化验来界定。刑（八）正式实施后，醉驾将由交通违法上升为犯罪，明显是加大了对这一行为的处罚力度。基于此，一些学者提出质疑：“既然力度增加，对应的标准门槛是否也应适当放宽？”他们认为如果还拿原有标准来考量，对当事者有失公平。笔者不同意以上观点。我们先来看几组对比数据。据了解，在瑞典，酒驾的标准为0.02%，德国为0.03%，日本为0.05%，美国为0.08%，而我国现行的酒驾起点标准0.2%（即在驾驶员的血液中每100毫升的酒精含量为20毫克)，和发达国家相比，这一标准已经“宽松很多”。另一方面，我国现在对危险驾驶的惩罚力度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并不均衡，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过轻。如果醉驾的标准过高，而惩罚力度又仅仅是拘役并处罚金，这将使得醉驾虽然犯罪化，但是对社会的威慑力却达不到预想的效果。
(二) 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定性
“飙车”一词在生活中不时被提起，早为人们所熟悉，但“追逐竞驶”作为一个新的名词首次出现在刑八修正案中，在对这一行为定性之前，首先应该明确这一概念内涵。一般认为刑八新增罪名危险驾驶罪中的“追逐竞驶”其实就是飙车的同义替换。在刑八修正案出台之前，对“追逐竞驶”只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对这一行为的定性，多是参照时速的标准来执行 。但至于规定时速是多少，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路段，界定各不相同。现把“追逐竞驶”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如果仍然按照不同的城市不同路段来规定不同的标准，无疑会造成使用刑法的不平等性，不利于司法公正。
另一方面，从“追逐竞驶”的本身性质来看，与醉酒驾驶相比，“追逐竞驶”定性及其入罪的标准存在更大的难度。醉酒驾驶可以通过测试设备、抽血化验来界定，而且有明确的考量标准，可以说醉酒驾驶的考量是一个静态的过程。相反，飙车是一个动态的发生过程，但是追逐竞驾如何考量？飙车发生的过程由那一主体监控，监控后又该如何进行界定？虽然修正案草案将其列入犯罪来约束，但还应该明确具体的时速标准、界定方式，法律不能让它因缺乏操作性而流于形式。
综上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如果司法解释能对“追逐竞驶”的概念和标准更加明确，无疑可以增加执法过程中的可操作性，避免刑法适用的不平等，树立司法权威。

三、新增危险驾驶罪之刑法规范的不足与完善问题
(一)成立危险驾驶罪之危险驾驶行为的范围和种类需要进一步厘清
刑（八）修正案（以下简称刑（八））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危险驾驶罪采用列举式规定, 根据这一法条，刑（八）目前规定的危险驾驶行为仅限于醉酒驾驶和马路飙车两种行为,而没有概括性的兜底式规定。危险驾驶的行为并没有涵盖与之危险性相当的其他行为,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以及严重超速和疲劳驾驶等,因此，这一条款大大降低了对当前和未来复杂形势的适应性。另外，由于法律解释必须以刑法条文为基础，因此，修正案的明文规定甚至也完全排除了以法律解释方式扩大其适用范围的可能性,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诸如吸毒后驾驶、无证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公共安全,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的后果,笔者认为，刑法同样需要把它们纳入自身的规制范围。
(二)危险驾驶罪入罪标准的细化与完善　
从刑（八）增加的条款的表述看,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才构成犯罪。此处的“情节恶劣”显然不同于结果犯中的“严重后果”。但是“何为‘情节恶劣’?恶劣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把“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的行为纳入刑法加以规制?关于这些问题上,有学者指出：这样的问题并不需要回答，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因为对“犯罪情节”与“犯罪后果”两个概念还存在混淆。笔者认为“犯罪情节”与“犯罪后果”虽有区别，但是两个概念之间本身就无泾渭分明的界限，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司法实践中要将两者完全区分，存在一定难度。情节轻微——情节恶劣——严重后果三个不同概念之间的两个“度”需要有关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解释。例如：“飙车严重超速、飙车屡教不改、在道路繁忙的路段飙车”等行为视为“情节恶劣”并无争议；“出现事故或人员伤亡”就是有了“严重后果”也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因为飙车造成“交通堵塞”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在一切都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时间能够带来的社会生产力是无法估量，“交通堵塞”也会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试问，“交通堵塞”应归为“犯罪情节”还是“犯罪后果”？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这一行为以本罪或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的问题。一个行为属于犯罪“情节”或“后果”将会以不同罪名进行定罪处罚。“情节恶劣”作为危险驾驶罪的一个入罪标准，虽然其不是结果犯，但是始终应当也必须要有一个“度”来作为衡量标准，否者势必造成司法适用的混乱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膨胀。
(三)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力度需适当增加
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过轻，应适当增加。原因如下：
其一，刑（八）规定的法定刑是“拘役并处罚金”,罚金往往受到犯罪人经济条件的制约,因而，执行能否到位、能否完全起到惩罚震慑作用存在疑问。如此一来,刑罚的威慑力就只能寄希望于主刑了。但是,一至六个月的拘役能否与醉酒驾驶和马路飙车的巨大危险性相适应?恐怕很值得怀疑。特别是大部分危险驾驶行为属于故意犯罪,最高法定刑为拘役明显处罚过轻,同时幅度这么小的刑罚在适用上也很难与不同程度、不同情节的醉酒相适应，从而在司法实践当中造成法官适用刑法的困难。
其二，我国刑法规定，拘役由公安机关就近执行，一方面是执行起来的行政成本过大；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受躲猫猫一系列事件的影响，全国各个基层看守所在收押犯人时，都要对其进行全面的体检，只要身体稍有异常，收押程序就变得异常复杂，甚至直接拒绝收押。基于这样的现状，被拘役人员能否真正执行就打上了大大个问号。所以，危险驾驶罪的处罚力度应当适当增加，才能与我国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相一致。
其三，刑（八）之所以增设危险驾驶罪，原因之一是现有的交通肇事罪名无法更准确、更严厉有效地惩戒、打击这类行为。现在,醉驾飙车终于酝酿入刑了,其处罚力度当然应当低于交通肇事罪，但是刑（八）的规定让这种差距过大,仍然没做到罪责性相适应。
(四)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的罪名衔接问题
前文已经论述过，危险驾驶罪的两行为，前者是行为犯，后者是危险犯，其构罪条件并不要求有严重后果出现。所以,当危险驾驶由行为犯转变成结果犯,由危险性变成现实危害后,如何与刑法中其他罪名相衔接，也是必须预先考虑的问题。在刑八修正案增设危险驾驶罪之前，对醉驾及竟驾两种危险驾驶行为司法中普遍以交通肇事罪和以其他方法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刑八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原因之一也是考虑到在危险驾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不管是危险驾驶罪还是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对其处罚过重。因此，笔者认为当危险驾驶造成严重后果后，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其他方法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相衔接，符合立法者的意图，也在行为人的遇见范围内，是刑法罪责刑相统一的表现。
1、危险驾驶罪不能与交通肇事罪衔接的质疑
对于危险驾驶与交通肇事罪的衔接问题，有一些观点认为：“由于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当出现严重后果时,其主观状态也是明知而放任的间接故意,显然不能与以过失为特征的交通肇事罪相衔接”。基于这种观点，在讨论危险驾驶罪的罪名衔接问题之前，对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方面的罪过形态作出判断非常必要。现阶段，大多学者甚至法院判决都认为醉酒驾车尤其是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醉驾行为其主观罪过为间接故意。基于这一前提，很多学者就得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属于故意且是间接故意。以此为依据，他们推导出危险驾驶罪照成严重后果后，不能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因为其主观罪过形态不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危险驾驶罪包括两个行为，仅仅从其中一个行为——醉酒驾车是间接故意就推断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只存在故意未免过于片面。笔者认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至于何种情况下是故意，何种情况下是过失，应该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标准综合分析。
醉酒驾车尤其是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醉驾行为其主观罪过为间接故意，这一观点已经被众多学者所接受，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是我们不能以此直接得出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就是故意的结论。因为在危险驾驶罪的另一个行为 “追逐竞驶”中，行为人也存在过失的主观罪过。“过于自信的过失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行为人轻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 从条文中我们可得知，“追逐竞驾”的行为要构成本罪有一个条件限制，即“情节恶劣”。虽然其不同于犯罪后果，但是一个行为要达到“恶劣”始终是有一个“度”来衡量，这当中难免存在行为人轻信自己的行为没有达到“情节恶劣”这一个“度”的情况。行为人的这种轻信就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当然，过于自信的自我认识不能是行为人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必须反映在客观现实中，不能脱离行为时的客观条件。例如，甲与乙相约在人员密集且限速为20公里的市区，以超过100公里的速度相互飙车竞驾，虽然甲乙自称，他们认为凭借其驾驶技巧可以避免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但是其自信显然是没有依据的，是不成立的。因此，此时甲乙的心理不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而是放任受害者的死亡，属间接故意。相反，如甲乙相约在人烟稀少并无最高限速的地方飙车，出了事故，其自称，他们能凭借经验可以避免人员伤亡，这种自信就是有根据的，此时就成立过于自信的过失。综上所述，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2、危险驾驶罪与两罪的衔接规则
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与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既不是想象竞合也不是法条竞合的关系，他们是三个独立的犯罪。当危险驾驶由行为犯转变成结果犯,由危险性变成现实危害后，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与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衔接显然都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考虑危险驾驶罪造成严重后果的罪名衔接问题，首先应当区分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果是过失，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故意则应该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衔接。交通肇事是典型的过失犯罪，以其他犯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则属于故意犯罪。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一般低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这也符合我国重点惩罚故意犯罪的一般原则。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张磊.“酒驾”危害行为的刑法立法对策.法学杂志.2009(12).
2、漆昌国.醉驾行为的刑法评价.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9(6).
3、郭胜峰.浅析“5-7杭州飙车案”的定性及我国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完善.法制与社会.2010.1(中)
4、石儒磊.浅析危险驾驶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法制与社会.2010.11(下)